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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貨感」與文化相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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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滸傳》上寫到,宋江犯了法,被刺配江州,歸戴宗管。按理他該給戴宗些好處,但他就是不給。於是,戴宗就來要。宋江還是不給他,還問他:我有什麼短處在你手裡,你憑什麼要我的好處?戴宗大怒道:還敢問我憑什麼?你犯在我的手裡,輕咳嗽都是罪名!你這廝,只是俺手裡的一個行貨!行貨是劣等貨物,戴宗說,宋江是一件降價處理品,而他自己則以貨主自居。我看到這則故事時,只有十二歲,從此就有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行貨感,這是一種很悲慘的感覺。在我所處的這個東方社會裡,沒有什麼能沖淡我的這種感覺——這種感覺中最悲慘的,並不是自己被降價處理,而是成為貨物這一不幸的事實。最能說明你是一件貨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幹了什麼或對你有任何一種評價,都無須向你解釋或徵得你的同意。我個人有過這種經歷:在我十七歲時,忽然就被裝上了火車,經長途運輸運往雲南,身上別了一個標籤:屯墾戍邊。對此我沒有什麼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貨感。對於這件事,在中國的文化傳統里早有解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士,我不是王;率上之濱,莫非王臣,我又不是王。我總覺得這種解釋還不如說我是個行貨更直接些。     古埃及的人以為,地球是圓的——如你所知,這是事實;古希臘的人卻以為,地是一塊平板,放在了大鯨魚的背上,鯨魚漂在海里,鯨魚背上一癢,就要亂蹭,然後就鬧地震——這就不是事實。羅素先生說,不能因此認為埃及人聰明,希臘人笨。埃及人住在空曠的地方,往四周一看,圓圓一圈地平線,得出正確的結論不難。希臘人住在多山、多地震的濱海地區,難怪要想到大海、鯨魚。同樣是人,生在曠野和生在山區,就有不同的見識。假若有人生為行貨,見識一定和生為貨主大有不同。後一方面的例子有美國《獨立宣言》,這是兩百年前一批北美的種植園主起草的文件,照我們這裡的標準,通篇都是大逆不道的語言。至於前一方面的例子,中國的典籍里多的是,從孔孟以降,講的全是行貨言論,尤其是和《獨立宣言》對照著讀,更是這樣。我對這種言論很不滿,打算加以批判。但要有個立腳點:我必須證明自己不是行貨——身為貨物,批判貨主是不對的。     這些年來,文化熱常盛不衰,西方的學術思潮一波波湧進了中國。有一些源於西方的學術思想正是我的噩夢——這些學術思想里包括文化相對主義、功能學派,等等。說什麼文化是生活的工具(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論),沒有一種文化是低等的(文化相對主義),這些思想就是我的噩夢。從道理上講,這些觀點是對的,但要看怎麼個用法;遇上歪纏的人,什麼好觀點都要完蛋。舉例來說,江州大牢里的宋江,他生活在一種獨特的文化之中(我們可以叫它宋朝的牢獄文化),按照這種文化的定義,他是戴宗手裡的行貨,他應該給戴宗送好處。他若對戴宗說,人人生而平等,我也是一個人,憑什麼說我是宗貨物?咱們這種文化是有毛病的。戴宗就可以說:宋公明,根據文化相對主義的原理,沒有一種文化有毛病,咱們這種文化很好,你還是安心當我的行貨吧。宋江若說:雖然這種文化很好,但你向我要好處是敲詐我,我不能給。戴宗又可以說:文化是生活的工具,既然在我們的文化里你得給我好處,這件事自有它的功能,你還是給了吧。如果不給,我就要按咱這種文化的慣例,用棍子來打你了——你先不要不滿意,打你也有打你的功能。這個例子可以說明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經不住戴宗的歪曲、濫用。實際上,沒有一種科學能經得起歪曲、濫用。但有一些學者學習西方的科學,就是為了用東方的傳統觀念來歪曲的。從文化相對主義,就能歪曲出一種我們都是行貨的道理來。     我們知道,非洲有些地方有對女孩行割禮的習慣,這是對婦女身心的極大摧殘。一些非洲婦女已經起而鬥爭,反對這種陋習。假如非洲有些食洋不化的人說:這是我們的文化,萬萬動不得,甚至搬出文化相對主義來,他肯定是在胡扯。文化相對主義是人類學家對待外文化的態度,可不是讓宋公明當行貨,也不是讓非洲的女孩子任人宰割。人生活在一種文化的影響之中,他就有批判這種文化的權利。我對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評,這是因為我生活在此地,我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權利。假設我拿了綠卡,住在外國,你說我沒有這種權利,我倒無話可說。這是因為,人該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別人手裡的行貨。假如連這一點都不懂,他就是行屍走肉,而行屍走向是不配談論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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