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星期四早上，因為工作讓我很頭疼，所以我就把鉛筆一摔，吼道：不幹了！開Party！去把你們的傍肩都請來！大廳里轟的一聲，大家都往外屋擁，去搶電話，通知他們的人。這以後的事就是反面的了。只有我和小徐坐著不動。他是考勤員，問我：今天怎麼算？我說：所有的人都病了。他說：那得派人去醫院搞假條。我說：你去。這個渾蛋斗膽要借我的車，我一時糊塗就借給他了。結果他騎著到處兜風，不光耗盡了油，連擋泥板也撞癟了。最糟的是被保安逮了去，挨了兩下之後，就信口胡招，把我們在醫院裡的關係出賣了，口袋裡的一沓病假條就是罪證。他這個人干出了這種事，我倒是不意外。只可惜我們的大夫去砸鹼了。但這些都是後話了。 　　小徐一去就沒回來，他死掉了。在這件事上，數盲肯定比我要悲痛。進了局子我才發現，我們的一舉一動上面都知道：知道我們拿柴油換白薯，拿鑄鐵換雪花梨。這些事都是我領頭乾的，因為工資不夠花；當然更知道誰在和誰亂搞，不過數盲表示這些事不必深究，他們教育家屬的工作也沒做好。我個人認為這些事雙方不提最好，省得大家都不好意思。但是不提不等於不重要。 　　我的問題主要是經濟問題：有人管我要儲藏室鑰匙，我連問都不問就給了他。儲藏室里就是些鑄鐵、柴油，搗騰沒了可以找別人借。過一會兒又有人管我要地下室鑰匙，說要動用戰略儲備，去開動部里那輛舊北京吉普。我問他要幹什麼，他說去把小孫接回來。為此還要開介紹信，說咱們這裡提審他。我批准了——我是常務副部長，手裡有介紹信。然後大胖子進屋來，高聲唱道：有螃蟹——要兩桶柴油換。我也批准了，但是要他少帶幾個人去——搞得那麼沸沸揚揚不好。他答應了，但是他們把那輛柴油車開走時，車上至少有十個人。過一會兒又走了一輛車，說是去拉雪花梨，去的人也不少，拉走了不少鑄鐵，拿去換梨；但是又有好幾輛車開進來，上面是外單位的人。我跑出去要把他們攆走，party是晚上的事，白天來幹什麼？我不想有人來幫我們折騰。但是我發現是玻璃公司的人，前幾天人家剛幫我們打了一架，交情非比尋常。更何況人家也不是空手來的，帶來了幾箱鮁魚，還有好多鐵棍。鮁魚是吃的，鐵棍幹什麼用，我都沒敢打聽。然後會計部的人也來了，都是女孩子，攆人家就更不恰當了。有個小姑娘撞到我屋裡來，管我要鐵筷子，要燙頭髮——我沒理她。她就跑出去說，屋裡坐了個人，一聲不吭，好可怕！別人告訴她說，這是我們老大哥，他總這樣。其實我不是總這樣，人來得太多，我心情壞。 　　有關戰略儲備，也是個嚴重問題。我存了兩桶八十升汽油，這是違法的。汽油是危險品，可以造燃燒彈，威脅到數盲的安全。但是可以造燃燒彈的東西多著哪，比方說，苯，自來水裡有的是，只是領導要它沒有用。搜我家時又發現了一把鋼製的水果刀，這也是危險品，鋼刀可以殺人。假如哪位數盲樂意試試，我能用鑄鐵刀把他殺死。根據以上事實，我認為汽油和鋼的危險性並不表現在它可以傷人。主要的問題是它們對數盲有用。凡對他們有用之物，則危險。我還存了一件最大的危險品——吉普車。這東西開得很快，當然有危險。我存它的目的是萬一有人得了重病，可以在幾個小時內把他送進天津或北京的醫院，救他一命。然而我們誰都不是高速車輛駕駛員（政審通不過），開車上高速公路當然要威脅到數盲的安全。 　　以前開party沒來過這麼多人。我前妻打個電話來，說你那裡好像來了很多人，是怎麼回事？我說到了年終，和關係單位聯歡。她說你小心點，我們這裡有反映。這使我想到了小徐借了我的車去醫院，肯定是先到了她們那裡。沒想到的是再過一會兒他就要死掉了。我想請她來，但在市府的電話上不敢亂講，就沒有說。中午時分我就開始和大家打招呼，讓他們少招人，但是不管用。到了午後，不知哪來這麼多人，連保安的人都嚇跑了，怕我們找他們報仇——我們的人太多了。然後我就豁出去不想後果了——要玩就讓大家玩高興。 　　2 　　那天早上我還想到這樣一些事：其實我過去是有數盲症的，上小學時連四則運算都算不好——當時我就畫圖好了，所以覺得算不好沒有關係。上中學時物理化學全是一塌糊塗。幾何學得還可以，代數不及格。高考之前覺得數學吃零蛋太難看，找我哥哥惡補了一下，在一百五十分里得到了三十來分，就把老師和同學嚇了一大跳。假如他們知道我現在是工程師，一定要嚇死了。 　　那天早上我想到四十年前，我們家住在北京的一個四合院里。冬天我哥哥從鄉下回來，和我住在一間房子里。那房子中間有一個蜂窩煤爐子，我把全部身心投入了爐子——這是因為我怕冷，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喜歡擺弄爐子。我哥哥歪在靠窗戶的床上看書。那個窗戶下面是玻璃，上面糊著紙。當時的情形就是這樣的。 　　我哥哥正在插隊，每年冬天都帶著一肚子的疑惑回來——比方說，當時的年輕人只有少數能上大學，按理說應該選最聰明的人上學才對，但實際情況是選了一些連字都不大識的傻瓜。另一個例子是：大家都在田裡出苦力時，要選幾個聰明人去縣裡開會，住舒適的招待所吃很好的伙食；但實際情況又是選了一些不可救藥的傻子，到那裡講些老母豬聽了也要狂笑起來的傻話。順便說一句，那種傻話叫做「講用」，我當時只有八歲，已經覺得它愚不可及。他老在嘮叨說，這世道也不知是怎麼了。考慮到我當時的年齡，當然回答不出來。 　　我哥哥年輕時經歷的事，現在也存在。當然，現在男孩子不用去插隊了，在高中畢業時，大家都要去兵營里軍訓。然後根據教官的意見，把最聰明的孩子送到技工學校受訓，比較傻的卻送到各種管理、外交、藝術院校里去。後者假如沒有數盲症的話，在那裡念上幾年，肯定就不識數了。當然，這兩類孩子將來的待遇會有天淵之別。教官在鑒別孩子的智能方面比任何心理學家都在行——眾所周知，聰明的男孩子會調皮搗蛋，而說什麼信什麼的，肯定是笨蛋。 　　我們倆住在一間平房裡時，我哥哥總在讀書，先讀各種「選讀」、「選集」之類，因為那些書里有讀不懂的地方，所以他又開始涉獵思辨哲學和中國傳統哲學，黑格爾和《朱子語類》、《曾國藩家書》等等；不讀書時就坐在窗邊瘋狂地咬手指。我哥哥非常聰明，根據他後來的表現，他是百萬人里挑一的數學天才。 　　有關我哥哥讀的書，有一點需要補充，現在各種男孩上的學院里，還在用它們當教本。而技工學校的教本，說來慚愧，都是我們編的。這是因為我們都要到技工學校任教，高深的教本我們教不動。當我為誤人子弟而內疚時，就在工程課上教幾節素描，還有人在數學課上教美聲唱法，在物理課上教唐詩宋詞，所有的學生都被我們教得烏七八糟，將來想發數盲症都發不了。 　　有關我自己的智力情況，我還沒有提到過。在鹼場里，我前妻對我有個評價：王犯，在工程上你是個天才，但你十足外行。這都是因為你先灌了一腦子藝術才來學工。你應該去搞藝術，這方面雖然我不懂，但我覺得你一定非常人可比。我聽了這話，心裡很舒服，馬上說道：報告管教！今天晚上我睡門口，給你擋著風！她說：混賬東西，你想感冒得肺炎嗎？我又說：那我睡你腳下，給你焐腳！她又說：身上冷怎麼辦？最後還是睡在老地方，和她並著頭，哪兒冷焐哪兒。 　　我前妻從來不拍我的馬屁，她也用不著這麼做。所以她說的話一定屬實。假如我也算個聰明人的話，家兄聰明到什麼程度就難以定論了，因為他比我聰明了一百倍都不止。但是讀了一冬思辨哲學以後，出了一件古怪的事：有一天早上他對我說，我有五塊錢，花了三塊，怎麼只剩了兩塊了？出於對他智力的尊敬，我猶豫著回答道：你說你有五塊錢？對呀。花了三塊？對呀。那麼應該剩幾塊呢？他這才哈哈大笑起來，說哲學書都把人讀笨了。這當然是從反面來講，要從正面來講，就不能說是讀笨，應該說讀聰明了才對。 　　有一件事必須說清楚，我努力做了近十幾年的技術工作，水平毫無進境，甚至可以說是越做越笨。我們周圍的情形也越來越糟了，憑我的笨腦子什麼辦法也想不出來。看看我的同事，和我一樣。假如誰看上去比較聰明，比較有前途，就會得數盲症。只有我這樣的笨蛋不得數盲症。 　　假如我哥哥的一生被「文革」毀掉了的話，我的一生就被數盲症毀掉了。他現在是個數學教授，不是數學家。我現在是工程師，不是藝術家。假如時局有利的話，我們是可以做成後一種人的。這些事情使我很煩悶。這些事當然是從反面講的，從正面講，就根本沒有煩悶這回事。 　　我哥哥當然是個反面人物，他拿短期護照出國，逾期不歸。現在他轉到了正面上了：拿了綠卡，成了美籍華人。按領導上的布置，我早就通知他了——「我們的政策是既往不咎」——但他還是不回來，並且說，借我十個膽子也不敢回來。在此我要坦白一點，假如給我個短期護照，我要干出反面的事來。不給我護照，我也要干反面的事——開party——我們就是想干反面的事，故而我們才是危險的。 　　3 　　現在可以說說為什麼要開party——因為好久沒開party了，大家都煩躁得很。比方說大胖子，畫著圖忽然就會引吭高歌，震得玻璃嗡嗡響；還有人會冷不防用小號吹個花腔，能把人嚇出一頭冷汗。還有幾位抒情詩人會冷不防跳起來朗誦一首抒情短詩，但是本錢不夠，尚不足以把人嚇出神經病。不會製造噪音的人吃了烤白薯，皮都不扔，留著打他們。我們這屋裡很熱，所以老有股餿白薯味。所有的設計工作都沒有正進展，有的還有負進展，這就是說，無緣無故把好好的圖紙撕掉。我自己也有點不正常，時時在圖板上畫出裸體女人來。這就是說，再不開party就要出事：和保安打架，和傍肩殉情自殺，或者把摩托車開到別人輪子底下去。前幾天和保安在會場上打了一架，就是個危險的信號。如果聽之任之，架就會越打越大。 　　除此之外，上級機關也越來越難打交道了，秘書們說話都帶有進攻性、挑逗性，而且她們還常常擅離職守，上班時間跑出來會情人；我們一打電話就會被數盲粘上。數盲在辦公室里也越來越坐不住了，經常開人會作大報告；會場秩序也越來越不好，保安員也越來越渾蛋。除此之外，還該談到有好幾個禮拜沒颳風了，天上的煙越來越黃，像小孩子屙的屎；整個城市一天到晚嘣嘣亂響，像個彈棉花的工廠。這種情形早晚要把人逼瘋掉。 　　數盲同志們對我的辯解反駁道：你說天是黃的？我怎麼沒看見？對他們來說，玻璃是藍的，不論家裡、辦公室的玻璃，還是汽車的窗玻璃都是藍的。這種玻璃表面有層有機硅誘光膜，都是進口的。假如我們能讀到些國外科技書刊，沒準也能造出這種塗料，但是那些書刊里常夾有半裸女郎的廣告，所以有危險，不讓我們看。我們看到的全是正面的、沒有危險的東西，所以心情煩悶，走向反面。 　　開party就一定要在上班時間折騰，消耗大量的公款公物；否則就等於沒有開。然後就折騰一夜，傍肩也不回家。數盲問起來，就說回原單位聯歡了。不要以為數盲蠢，所有的「家屬」都不見了，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於是整天氣呼呼，礙著數盲風度不便發作，而我們（非數盲男人和傍肩們）見了這種景象就十分開心。這些行徑最起碼是犯錯誤，有些還是犯法的，但是開party就是要犯錯誤和犯法，否則就沒有效果。等到犯過錯誤和犯過法後，大家都能正常一段時間。當然，作為老大哥我要承擔責任，去砸一段時間的鹼，或者關一段時間的小號——這要看犯的事有多大而定。但是這對我不是大問題：哪裡我都熟。等把這些道理都講夠了以後，還有一點我明白：各單位都可以開party，各單位都有老大哥可以承擔責任，幹嗎非是我不可呢？ 　　外單位的老大哥總給我打電話，問你們什麼時候開party。我聽了當然氣憤，反問道：你們為什麼不開？這班渾蛋說：我們不行——我們沒有號召力。再說，你們都是文藝單位下來的人，開出的party有趣。不管怎麼說，你們是老大哥單位。這話聽來有理，但卻是混賬邏輯。這種邏輯要把我害死。 　　不等公安局的人來找我問星期四party的事，我就知道此事決不能善了；我叫大家搜集硬幣，越多越好。這個party上了電視新聞，是近年來罕見的集體曠工事件，光這一條就得去砸鹼，更何況浪費了大量的寶貴物資。光電石就用了十來桶，但我們沒有動氣焊，只是用來點乙炔燈，給廣場照明——由此你就可知那party有多大。硬幣是鋁的，準備熔了造假腳鐐。那東西一文不值，只是有點不好找。藍毛衣說她要押我去鹼場，不準別人爭。我告訴她，她也得準備去砸鹼了。因為這回上面和我們算總賬，連打架用手扣子的事也發了。挨打的保安舉報說，兇手是女的。我正在抵賴，但未必能賴掉。藍毛衣知道以後分毫不懼，反而到處去吹噓：姐們要去砸鹼了——照我看她也該砸鹼，她把人家的鼻樑都打斷，徹底破了相。我們要賠出人家買老婆的錢。但是最後誰也沒去砸鹼，而是比那更糟。我們國家學習新加坡二十世紀的先進經驗，改用鞭刑，數盲決定，拿我們這樁事試點。這就是說，要在背上挨幾鞭子了。以前沒挨過，挺他媽的新鮮。也許就因為這個，藍毛衣主動坦白了（她很想挨幾鞭，大大地出個風頭），還把手扣子交了出來，就被公安局的請走了，再沒回來。 　　有關藍毛衣闖的禍，還有補充的必要。我說過，那一天小徐借了我的車去拿病假條。拿到了病假條，在回來的路上和別人撞了車，與對方駕駛員口角，被保安請去了。人家一查他的證件，發現是技術部的人，除此之外，對方發現他很面熟，星期一下午打架就是他先動的手。在這種情況下，對方當然對他發生了很大的興趣，當他把一切可交待的事都交待了以後，這種興趣還是有增無減，這一下就闖了個大禍。小徐進醫院後也沒醒過來，徑直死掉了。屍檢時發現肝臟碎了，而且是連同好幾根肋骨一道被打碎的。身上還有很多傷，但已沒有深究的必要，因為這一處就足以讓他死了。這種事當然不能由著它發生，所以保安方面一個死刑，三個無期徒刑。保安方面當然也有些要申訴的事：在星期一的鬥毆中有人用了手扣子，把他們的人破了相，所以他們的人才會下狠手打人。因此數盲要把使手扣子的人找出來，抽上一頓，以示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