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吾圖的醫院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佔地倒是挺大的，兩排平房夾著個大院子，中間還有升國旗的地方。國旗兩邊，一邊種著兩三畝向日葵，另一邊是大棚韭菜地。 　　醫生也不少，一人一個辦公室，嚴肅地坐著。但沒有可以讓你挂號的，劃價的，取葯的。要看病的話，一個大夫就可以給你包完。 　　他們會很嚴肅地給你切脈啊看舌苔啊量血壓啊什麼什麼，再嚴肅地拿聽診器前前後後聽個沒完沒了，然後更嚴肅地給你開藥。你要是對病情有什麼疑問的話，越是問他，他越是什麼也不肯說。 　　他嚴肅地從他自己左手邊的抽屜里摸半天摸出一個玻璃瓶，嚴肅地擰開蓋子，往左手手心裡倒出一把白藥片，然後用右手手指在那堆葯里點點點點點……非常負責地數出一百到兩百粒（足夠你再病五次的），剩下的原倒回瓶子，再很大方地「刷——」地從正在看著的雜誌上撕下半頁紙，嚴肅地給你把葯整整齊齊包好——「一天三次，一次三粒。」 　　——太可疑了，我那點小病，嚇都給嚇好了。 　　除了開藥以外，他們還會給人掛吊針。對了，我對別人說，那些醫生開藥開得讓人真不放心。聽的人一般都很吃驚。原來到目前為止，所有人中還只有我一個人享受到開藥的待遇。而其他的人，一進醫院，二話不說，先給你戳一針掛幾瓶吊針再說。管你大病小病，反正只有吊針。 　　果真如此。當我第二次和那個醫院打交道時，就沒那麼幸運了，也老老實實給灌了兩瓶。 　　那次生病是我跟著一些人到河上游一個叫湯拜其的水庫打魚引起的。那群人里其中有一個話特別多，我也不認識他，但是他總是很嚴厲地給我安排各種工作，我估計這人一定在鄉政府上班。我站在河心齊腰深的地方幫助拉網，凍得牙齒打顫也不敢鬆手，因為大家都沒有鬆手。但那個人還是不滿意，嫌我網拉得太低了。真讓人生氣，因為我個子只有那麼高。我只好抱怨說：「我要感冒了！」 　　他回答得挺慷慨：「我給你報銷醫藥費。」 　　結果我真的感冒了，回家就躺在床上起不來，我媽把我弄到醫院。沒想到，那個人也在那裡奄奄一息地掛吊針，於是我就不好意思提醒他報銷醫藥費的事了。 　　令人詫異的是，在那個醫院裡，我居然和鄉政府的幹部得到了一視同仁的待遇——掛同樣的點滴，坐同樣的冷板凳，同樣問不出自己的病情如何，並且同時掛完點滴。最後又同時發現：醫院裡的所有人都下班了……他們不管我們就下班了倒也罷了，居然連門都不鎖就下班了！ 　　那一位真不愧是鄉政府的幹部啊，見多識廣，處驚不變。在他的提議下，我們互相給對方取出了針頭。 　　總之，要是在喀吾圖生病了的話，自己想想辦法得了，沒事少去醫院，怪麻煩的。 　　除了醫院以外，喀吾圖還有一個地方能夠看病，是個私人診所，掛出的牌子上寫的是「專家門診」。 　　這個專家聽說是喀吾圖醫院過去的老院長，退休後繼續發揮餘熱。我們都管他叫「胖醫生」。既然是胖醫生，肯定就是說他很胖嘍。所以我們很少想到去他那裡去看病——他實在是太胖了！一個人怎麼能夠胖成這樣呢？自己的身體都沒法保重，這樣的醫生能讓人信任嗎？ 　　如果說，在喀吾圖我見過的最胖的女人是溫孜拉的媽媽，那麼，我見過的最胖的男人就非這個胖醫生莫屬了。怎麼說呢？他褲子的一條褲腿，就夠我寬寬鬆鬆地改一條連衣裙穿了。但是這個比喻一點兒也不好，他的褲子總是那麼臟。 　　不過，這個胖醫生兩三歲的小孫子卻漂亮得不得了，一團白雪似的，眼睛滴溜溜地轉個不停，睫毛又翹又濃又長，總是給剃成光頭，只有後腦勺那兒留了銅錢大的一撮頭髮，編了根細細軟軟的小辮兒，還扎著紅頭繩兒。一天到晚，這個肉乎乎的小東西連滾帶爬地跑過去，再連滾帶爬地跑過來。他的胖爺爺從邊防站（和他的診所就隔著一條馬路）挑水回來，走了沒幾步路就氣喘吁吁地坐在路邊的石頭上休息。這小孩子便歪歪扭扭衝過去，一路上不停地摔著跤。終於跑到跟前，小身子一縱，兩隻小胳膊緊緊摟著爺爺的大胖腿，整個身子吊在上面，鈴鐺一樣笑得脆生生的。 　　我在村裡走，只要一看到這小東西，就忍不住一把逮過來，捏他的臉，擰他的小鼻子，再拽著他的小胳膊拉了又拉，看看到底是不是假的……怎麼會生得這麼漂亮呢？為什麼胖醫生又那麼…… 　　那次喀吾圖鄉醫院的吊針弄好了我的感冒後，鼻子就一直囊囊地堵著。有一天在路上碰到胖醫生，就順口問了一下這是什麼原因，他慎重地想了想，又慎重地說：「過敏性鼻炎。」 　　——「過敏性鼻炎」！多麼專業的名詞！從那以後，我就再也不敢小瞧他了。 　　我決定去他那裡看病。 　　他的診所的牌子掛在村頭馬路一側的土牆上，白色的，一尺見方，上面一個細弱無力的紅十字，下面「專家門診」四個黑色漢字，再下面的哈文字母是綠色的。 　　我繞著院子圍牆轉了一大圈才找到入口。那是牆上的一處豁口，豁口處一上一下橫擔著兩根木頭，算是大門——我們這裡的絕大部分人家的大門都是這樣的，只擋牲畜不擋人。我從木頭中間翻過去，進到他們家院子里。胖專家十三歲的小兒子正光著膀子在院子角落的空地上夯哧夯哧地翻打蓋房用的土坯塊，陽光熱烈地投在他黝黑明亮的脊背上。院子里的一群母雞冷不丁看到來了個生人，一個個乍乍乎乎地撲騰著翅膀往院子西面那片菜地飛奔而去。 　　只有院子北側的那套土坯房粉刷了石灰，還掛著白色的門帘，於是我對直往那裡走去。推開門，發現橫著一條短短的走廊，走廊對面和兩邊盡頭各有一扇門。我循著聲音往左手走，果然，一推門就看到胖專家穩穩噹噹地坐在一張過去年代才有的那種淡藍色木漆長條桌後。哪怕是很穩當地舒服地坐著，他仍不住地喘著粗氣，好像就那樣坐著也是極累人的事。 　　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個給孩子拿葯的父親，他正在那裡小心翼翼地給胖專家描繪孩子的病症。胖專家哼哼啊啊地答應著，不時渾濁地咳嗽一陣。我在房間里一角遠遠坐著，努力忍受他嘴裡那股濃重的令人不快的味道。並暗暗決定，呆會兒輪到我時，一定要拚命找話說，盡量不留給他張嘴的機會。 　　那邊，我們的胖專家已經在開藥了。他遲緩猶疑地把手伸進外套口袋，想了想，又伸進長褲口袋，很仔細地摸索了一陣，半天才掏出一串鑰匙來。然後細心地找到其中一把小的，看了看，再翻個面又看了看。凝視五秒鐘後才確定正是這把。接下來再以一種慢得令人無法理解的速度將鑰匙插向寫字檯中間那個抽屜上的鎖孔……虧他蒲扇似的一雙大手，捏著那麼小的一枚鑰匙，開那麼小的鎖。由於總是瞄不準鎖孔，喘息越來越急促……我真想衝上去，一把搶過鑰匙，三下五除二替他打開算了。 　　後來總算打開了，為此他都笑出聲來了。然後微笑著抬起頭，仰著下巴，伸手進去摸索。再一拖，像變戲法似的拖出來一條長長的，似乎是沒有盡頭的一串花花綠綠的塑料包——哦，是「兒童感冒沖劑」。他又接著在抽屜里摸，摸出一個老花鏡，端端正正戴上。然後用圓圓粗粗的手指捏著那些串連在一起的沖劑包，一個一個，慢而認真地數。當數到十五或二十包的時候，不小心數差了，只好從頭再來。那個坐在對面的父親也幫他一起喃喃念著：「……八、九、十、十一……」——看著兩個大男人如此耐心而鄭重對付這麼一個兩位數內的數字，實在有趣…… 　　他們就那樣沒完沒了地數啊數啊，聽他們數到三十包時，心裡不由得同情起那個可憐的病孩子了——恐怕他的病好過十天之後，還在不得不努力服用剩下的…… 　　終於數完了，我們的胖醫生一手捏著數出來的最後一包葯，另一手慢吞吞地摘掉眼鏡，又慢吞吞地在抽屜里摸半天，這回是一把剪刀——他的抽屜真是百寶箱一個。 　　剪刀當然是用來把那些連在一起的藥包分開的，可他一剪刀下去，卻把一包葯從中間分開了，細碎的葯粒撒了一桌子。看來，眼鏡摘得太早了。 　　他嘟嚕了兩聲「不」，慢吞吞地把那些撒落的顆粒在桌面上聚攏成一堆，從一隻手抹到另一隻手的手心。 　　我當然會認為他要把它們扔棄不要了。但是他只是那麼撮著，一點兒也沒有想處理掉的意思。 　　接下來我想他也許會找張紙什麼的來把它包起來吧！他也的確試著這樣做了，他東看看，西看看，又在空空的桌子上摸了摸，最後作了一個「實在沒有辦法」的手勢，直接把這撮葯粒從自己的手心倒進了那個可憐的父親手心裡。 　　接下來我又想錯了——他給人家弄壞了一包葯，總該會給人家再補一包吧，可是——我眼睜睜地看著他把剩下一長串葯有條不紊地全部收了起來，給抽屜仔細地上了鎖…… 　　那倒霉的父親用手心捏著那撮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只好伸出舌頭把它舔掉了。 　　接下來就輪到了我。要不是我還處在驚奇之中尚未反應過來，就早溜了…… 　　我想我至少還得再修鍊二十年才能達到當地鄉親們的功力。現在還不行，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動不動就大驚小怪…… 　　於是我就絕口不提生病的事了，我直接找他要螺旋黴素。 　　這回倒很順利，除了貴一點，倒是沒出什麼意外。 　　但是找錢時他少給我找了三毛錢。 　　其實也就三毛錢而已，我會當是他上了年紀，不小心找錯了。我站起來要走了，可他這時偏偏要給我解釋一下：「那三毛錢是手續費……」 　　手續費？沒聽錯吧？我自己來買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也沒讓他診斷，沒讓他動用他的專業知識開藥，哪來的手續？ 　　他想了想，又說：「是挂號費。」 　　我捏著那盒葯從他家出來，頂著大太陽想了很久。他們家的雞也不怕我了，圍著我刨土扒食的，還啄我的鞋帶，揚得我褲腳邊上撲了一圈白白的灰。他家的小兒子還在陽光下安靜地、汗流如瀑地幹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