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這是哥哥王元慶在最近給他的一封信上所寫的話。 　　每隔一段時間，元慶就會給他寄來一封信。這些文字用小楷抄在一張宣紙信箋上。豎寫。字跡雋秀，一筆不苟。雖說文字之間缺乏應有的邏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哥哥目前思想的悸一動。端午憑藉這些警句格言式的瘋話，也能對哥哥的精神病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進行判斷和監控。 　　他們是同母異父的兄弟。元慶的父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一次群體性械鬥事件中，失足墜崖而死。關於事件的細節，端午所知不多。據母親說，元慶的父親是一個聰明絕頂的木匠，話不多，一生中說過的話，加起來還不如她一個晚上說得多。出事前不久，他給村裡的一戶人家打了一張婚床，同時，給另一戶人家打了一副棺材。按照迷信的說法，這被認為犯了忌。 　　王元慶繼承了父親的聰慧和沉默寡言，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讓人有點不解的是，他的秉性中的異想天開和行為乖張，竟然與譚功達如出一轍。他們畢竟沒有血緣關係，而且，元慶與譚功達也並無太多的接觸（後者生命的最後十年是在監獄中度過的）。母親將這一切都歸咎於上天的安排。這使她更有理由日夜詛咒那個一換瓴簧⒌姆枳櫻⒁恢本芫誶迕鶻詬戲厴埂 　　元慶多少有點戲劇性的經歷，足以列入地方志的《奇人傳》。可事實上，端午對哥哥了解甚少。 　　在寂靜而漫長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拖油瓶”這個綽號一直跟他如影隨形，如音隨身。直至被另一個綽號徹底覆蓋，那就是“天才”。全縣作文競賽一等獎的證書，讓母親高興不起來，反而讓她憂心忡忡。在高二那一年，他所寫的一個獨幕劇，被梅城縣錫劇團搬上了舞台，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可元慶不久以後就因肝炎輟學了。 　　母親在他病癒後，讓他跟一個瘸腿的福建裁縫學習縫紉。梅城中學的教導主任三番五次地光顧他的裁縫鋪。他可不是來找元慶量身裁衣的，而是希望勸說他重返校園。因為根據他剛剛掌握的小道消息，中斷了10年之久的全國高考，將在1977年恢復。他甚至向母親暗示，要將自己最漂亮的二女兒嫁給元慶，以換取她同意元慶參加高考的允諾。見識短淺的母親當然不為所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元慶作為一名裁縫的名望，已經開始給她帶來數額不小且相當穩定的收入。母親當時最大的夢想，就是盼望大兒子有朝一日將裁縫鋪從福建瘸子的手裡盤過來，自立門戶。很快，福建瘸子就“很識趣”地因心肌梗塞而猝死。可哥哥也隨之對裁縫這一行當失去了原有的興趣。 　　他開始和縣城裡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用自己改裝的短波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和鄧麗君。有的時候，一連數天夜不歸宿。後來，他乾脆在眾人的視線中消失了。直到公安機關將他們的那個自以為是的“秘密組織”一舉破獲，把他從南京押回梅城。 　　母親還得透過那個“死鬼”譚功達的生前好友，去相關部門疏通關節，最後勉強使元慶“免於處置”。 　　當時，元慶的第一首詩已在《青春》雜誌發表。這首詩在端午讀書的那所中學悄悄地流傳，附帶著也使端午異想天開的寫詩衝動，變得新鮮而迫切。他們同住一個屋檐下，但兄弟倆很少交談。王元慶那洞悉一切的清澈目光，也很少在弟弟身上停留。因此，他無從得知譚端午對他深入骨髓的崇拜。也無從知道，弟弟在暗中對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刻意模仿。 　　1981年，端午考取了上海一所大學的中文系。母親一高興，就有點犯糊塗。她問元慶，能不能抽時間，陪伴端午去上海的學校報到。上海那麼大，端午又從未出過遠門，她擔心他一下火車，就會被人販子拐跑。元慶倒也沒有明確拒絕，而是豎一起食指，指著自己的鼻尖，像個小流氓似的向母親步步逼近。他向前邁一步，母親就向後退一步。 　　什麼？你是說我？讓我？讓我陪他？去上海？ 　　一連串的疑問句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他性格中的褊狹和強烈的嫉妒心，終於露出了苗頭。 　　有一年放暑假，端午從上海回到了梅城。哥哥正為他的長詩被編輯退回一事憤憤不平，就低聲下氣地將蠟印的詩稿拿給弟弟，請他提提意見。端午粗一粗地翻閱一遍，很不恰當地直話直說： 　　“不怪編輯。寫得很差。確實不值得發表。你寫的那些東西，確實，怎麼說呢？已經過時了。” 　　“是這樣嗎？這麼說，我已經不行了？確實不行了嗎？” 　　這句話不是當著端午的面說的，而是來自於隔壁洗手間。他一邊撒尿，一邊發出令人擔心的喃喃低語。 　　從那以後，他日復一日地望著天花板，一言不發。王元慶急劇的衰老速度，一度甚至超過了母親。端午不假思索地說出的這番話，對元慶的打擊超過了他的預料。他甚至不再跟端午說話。等到母親終於弄清了兄弟倆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用哀求的眼神迫使端午改口，對那首長詩重新估價，“反正說兩句好話，又不用花什麼力氣”。端午違心地使用了“傑作”、“偉大”或“空前絕後”一類的字眼，但已為時太晚。 　　九十年代中後期，元慶曾有過一段短暫的發跡史。他依靠倒賣鋼材起家，在梅城擁有了自己的成衣公司和一棟酒樓。隨後他開始涉足印刷和水泥業。公司總部也搬到了鶴浦的竇庄。他每年捐給學校和慈善機構的款項，動輒數百萬，可從來沒有給過端午一分錢。用元慶的話來說，那是出於對知識分子的尊重。 　　這話怎麼聽，都有點不太入耳。 　　後來，他遇到了四川人張有德。兩人合夥，把竇庄對面的村莊和大片土地整個盤了下來。這個村莊名叫花家舍。南邊臨湖，北邊就是鳳凰嶺，原本是一個大莊子，可近年來，隨著青壯年外出打工，這個地方日益變得荒涼而破敗。兩個人以十分低廉的價格將它租了下來，打算將它建成一個與世隔絕的獨立王國。 　　元慶與合伙人對重建花家舍這個項目一拍即合。可是，在制訂獨立王國未來藍圖並設計它的功能的時候，兩個人產生了無法彌合的分歧，甚至連項目名稱都無法達成一致。合伙人醉心於水上遊樂項目，一心想打造依山傍水的高檔別墅區，或者乾脆開發娛樂業。原則只有一個：來錢快。他從四川招來了大批的川妹一子，有意將花家舍改造為一個合法而隱蔽的銷金窟。張有德還給這個項目取了一個名字，就叫伊甸園。 　　元慶更傾向於“花家舍公社”這個名稱。至於這個“公社”未來是個什麼樣子，元慶秘而不宣，端午也無從知曉。有一天晚上，一家人難得有機會聚在一起吃飯。元慶張口閉口不離花家舍。說起花家舍“大庇天下寒士”的宏偉遠景，新婚的家玉不客氣地打斷了大伯子的話，笑道：“你眼前就有兩個窮光蛋在這兒擺著，什麼時候也順便庇護一下子？”元慶自然沒有接話。 　　哥哥和張有德終於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凡是張有德堅持的，哥哥就堅決反對。反過來，也是一樣。元慶的身邊，也漸漸地聚起了一班人馬，都是當年“秘密組織”的骨幹。當時，這些人大都潦倒、失意，滿足於在老田主持的《鶴浦文藝》上發表一些“豆腐乾”文章，換點稿費貼補家用，對於金錢沒有什麼抵抗力。他們很快被張有德悉數收編，對哥哥反戈一擊，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元慶終於想到了弟弟。他曾找端午談過一次，勸他離開地方志辦公室，跟他去花家舍“主持教育”，助他一臂之力。端午敷衍說，他要好好考慮一下，實際上也是一種委婉的拒絕。 　　元慶似乎並不把他與張有德的分歧放在眼裡。他先後去了安徽的鳳陽、河南的新鄉和江一壞幕鰨辛思父鱸碌目疾歟峁盟笫Ｋ雜詮已蟯仿艄啡庖煥嗟墓吹鄙疃褳淳Ｗ詈螅諶氈鏡難沂窒兀沼謖業攪艘桓霾釙咳艘獾墓綬侗盡５彼尤氈凈乩矗酥虜叵蚝匣鍶蘇故舅納愕惱掌保笳咭丫誑悸僑綰嗡搗斐紛柿恕 　　張有德已找到了新的投資人。在哥哥雲遊四方的同時，花家舍的拆遷事實上已經開始了。甚至，從新加坡請來的設計師已經畫出了施工草圖。四川人暗示哥哥撤資，但沒有什麼效果。只得委婉地請出鶴浦市政一府的一位秘書長，向哥哥明確攤牌。王元慶當然一口回絕。他連夜找到了剛剛拿到律師執照的龐家玉，請她擔任自己的法律顧問，並商量提起訴訟。 　　眼見得事情越鬧越大，張有德便在鶴浦最豪華的“芙蓉樓”請元慶吃了一頓晚飯，履行“仁至義盡”的最後一個環節。兩個人最終還是不歡而散。家玉以法律顧問的身份，參加了那次晚宴。四川人在飯桌上的一番勸慰之詞，日後成了龐家玉在訓斥自己丈夫時隨時引用的口頭禪： 　　“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對。沒關係。但請你記住，不要和整個時代作對！” 　　接下來不久，一連串的怪事相繼發生。 　　在戒備森嚴的公司總部，三個來歷不明的黑衣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衝進了哥哥的辦公室，打斷了他的兩根肋骨，迫使他在醫院住了四個月。 　　他收到一封裝有獵子彈的恐嚇信。 　　緊接著，王元慶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公安機關的逮捕，雖說兩天後被公安機關以“抓錯了人”為由平安釋放。 　　元慶從看守所出來的當天晚上，就給合伙人張有德發了一封Email，誠懇地向對方表示，因為“資金周轉”及身體方面的原因，他宣布退出花家舍項目。而張有德甚至都懶得去掩飾自己作為幕後指使人的角色。他的回信既張狂又露骨，只有短短的四個字： 　　早該如此。 　　據說，公安局的一位警員在送元慶走出看守所大門時，曾微笑著告誡他：放你出去，是為你好。你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我知道你們這些人是怎麼起家的。每個人都是有原罪的。原罪你懂不懂？不是能不能抓你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抓你的問題。你人模狗樣，牛逼哄哄，其實算個吊。你想讓我們道歉，門兒都沒有。公安機關向誰道過歉？你腦子進水了。只要我們想查，你就是有問題的。這一次沒問題，不等於說下次也沒有問題。好好想想。 　　哥哥的最後一筆投資後來成了人們長時間談論的話題。他看中了鶴浦南郊“城市山林”附近的一塊地。他集中了幾乎所有的資金，與鶴浦市政一府和紅十字會合作，在那兒新建了一所現代化的精神病治療中心。他認為，伴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精神病人將會如過江之鯽，紛至沓來，將他的中心塞得滿滿當當的。 　　事實證明，他最後的這一決策，頗有預見性。精神病治療中心落成的同時，他本人就不失時機地發了病，成了這所設施齊全的治療中心所收治的第一個病人。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