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的說，公司領導們的彙報是在下午5點20分開始的。 　　李高成的開場白很短，他知道他在老幹部活動中心對工人們的那些講話他們全都聽到了，職工代表們的發言和要求他們也一樣知道得清清楚楚。其實一切都不必要再說什麼了，他這會兒要的就是解釋、要的就是回答。 　　第一要說真話，第二要說真話，第三還是要說真話。這會兒你們誰也別再給我來什麼哩格嘟，我就要真的。 　　郭中姚當時有點小心翼翼地說，時間也不早了，是不是先安排吃點飯，等吃了飯再彙報？ 　　李高成瞧也沒瞧他地擺了一下手，這會兒了還有什麼心思吃飯！我這會兒要是跟你們一塊兒去吃飯，那職工們會怎樣看我和你們，中紡這個大門我還想不想出去了？ 　　李高成在這裡和剛才在工人們面前的心情和情緒是完全不同的。剛才他面對的是主人，是這裡的中心，是一團熊熊的火，是一個他直接管不著也根本不害怕他的社會群體，而這個群體的喜怒哀樂事關他的榮辱與變遷，甚至會影響他的位置和仕途。面對著這個群體，他瀟洒不起來，更輕鬆不起來，不能笑也更不能怒。每一個舉止都得三思而行、慎而又慎，每一句話都得字斟句酌、瞻前顧後。而現在在這裡，他則是真正的主人，他則是這裡的中心，他也同樣是一團熊熊的烈火。他面對著的全都是他的從屬和下級，這些人他全都管得著，而且一個個都對他怕得要死。尤其是他的喜怒哀樂直接關係著他們的榮辱與升遷、位置和仕途。在這裡他想怎麼說就可以怎麼說，願意怎麼來就可以怎麼來，他一點兒也用不著去在乎什麼。何況這些人還真的都是自己提拔起來的，何況自己還是一個真正管得著他們的市長和老上級。 　　見李高成這個樣子，十幾個人面面相覷，你瞅瞅我，我瞧瞧你。幾分鐘後，郭中姚翻開一個本本來，兩手有些發顫地戴上花鏡，小心翼翼地瞟了李高成一眼說道： 　　「那就讓我先彙報吧。」 　　也就這麼一句話，直讓李高成心裡陣陣發酸。郭中姚真的老了，但卻仍然還是以前那副對他總也恭恭敬敬、說一不二的樣子。大概這也正是中國人特有的一種人際關係，只要你作過他的上級，你就永遠會是他的上級，即便是他的位置發生了變化，即便是他已經成了你的上級，在他的心底里還依然會把你當作他的上級。正是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也難怪為什麼許許多多的領導一旦上任，總是千方百計地想法子要把屬於自己的人提拔起來，於是乎這些下級就會永遠在心底里對你感思戴德，會刻骨銘心地感激你一輩子。否則，你就是不仁、不義、不忠、不孝，恩怨分明真君子，知恩不報乃小人。誰要是跟自己的老上級鬧矛盾，誰要是造提拔你的人的反，你這個人的人格就算徹底完了，一輩子也別想再在人面前直起腰來。而發生在我們幹部階層里的種種弊端，是不是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人際關係所造成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幹部隊伍越來越龐大，團團伙伙、圈子山頭也越來越多，不管有多大的問題，只要一涉及到這種特殊的人際關係，人們就會望而生畏、望而止步，事情也一下子就會變得複雜棘手起來。李高成突然感到，自己是不是也正是陷在這種複雜的人際關係里而不能自拔？事情還剛剛開始，就先自手軟了、心軟了。看來自己的感情早就有了偏向，屁股也早就坐歪了。要真是這樣，那還怎麼能徹底公正的解決問題？又怎麼能讓全廠的職工和幹部心服口服、畏威懷德？ 　　一定要冷麵如鐵、公正嚴明，絕不能因為眼前的這幾個人而冷落了幾萬工人的心。只要有問題，就絕不能心軟，更不能手軟。 　　郭中姚彙報得非常認真，也非常仔細，雖然是逐一反駁，針鋒相對，卻顯得是那樣得體、那樣中肯。沒有激烈的言辭，沒有浮躁的牢騷，沒有辛酸的委屈，更沒有火爆的情緒。大概是早就有了準備，一條一條的都是那樣充分、那樣圓滿，而且有理有據、有條不紊。 　　郭中姚的彙報和解釋看來是代表了公司整個上層領導的意見和觀點。郭中姚首先認為，中陽紡織集團公司這些年來的虧損和負債，公司的領導是負有責任的，公司領導的觀念這幾年越來越老化僵化，市場意識太弱太差，在新舊觀念的轉換中，步伐太慢。一切都還是照老章程、老規矩辦事，體制上是這樣，管理上是這樣，行為方式上依然還是這樣。想變又不敢變，往前走一走，又往後退一退。老是想盼著上邊下文、下指示，等著領導來說話。要是沒了這些，就會覺得什麼也不牢靠。所以在計劃向市場轉化的過程中，不只是慢了半拍一拍，而是遠遠沒能跟上，甚至根本就沒有去跟。郭中姚說，公司的許多領導，也包括他自己，這麼多年來，就總是只想著往母親的懷裡躲。什麼時候也是等靠要，等財政、等撥款、等投資；靠領導、靠國家、靠政府；沒了就要，要不下就等，等不到就去找。聽黨的沒錯，聽政府的沒錯。總想著公司是黨和國家的，工人也是黨和國家的，這麼大的工廠，這麼多的工人，這麼大的攤子，黨和國家還真會不管了？要真成了那樣，那社會主義還要不要了？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宗旨還存在不存在了？一直等到國家和政府真的撒手不管了，一切的一切都得靠公司自己了，這才有些傻眼了，然而這時已經太晚太晚了，所有的一切也都來不及了。這種舊思想老觀念，真是害人害己，害了工廠，害了國家，也害了公司里的幾萬工人。現在想起來真是讓人痛心哪，如果早在十年以前、五年以前就有這種經驗教訓，就像現在這樣徹底地轉變了思想觀念，我想我們絕不會垮成現在這個樣子。五年就讓我們幾乎外欠了整整五個億呀！連我們自己也沒想到怎麼會欠下這麼多的外債…… 　　說到這兒，郭中姚止不住地淚流滿面、哽咽不止，好半天也沒能再說出一句話來。會議室里響起了一片唏噓聲，好多人都一把接一把地抹著眼淚。 　　說實話，李高成對郭中姚的這番話是很有看法的，這究竟是在發牢騷，還是在彙報問題？是，等靠要的想法確實是內陸省分轉變思想觀念的一個最大的障礙，包括工人、包括大中型企業的廠長經理，包括政府部門的領導幹部，可以說很多人都有，而且要想徹底轉變很難很難，但你怎麼能就此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來：因為國家撒手不管了，所以這些等靠要的大中型企業也就徹底完蛋了。一個大型企業的領導，怎麼能隨隨便便地說出這樣不負責任的話來？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國家什麼時候撒手不管過？別的不說，只說這幾億外欠的貸款，不全都是國家貸給你們的？國家和政府在財政那麼吃緊的情況下，仍然一年幾乎平均要拿出一個億的資金扶植給你們這樣的一個企業，怎麼能說政府撒手不管了？這像一個大企業的領導說的話嗎？但看著郭中姚泣不成聲的樣子，李高成不知為什麼沒能把這些話說出來。轉回來一想，他真心實意就這麼想的，你能說他想的這些沒有一點兒道理嗎？多少年了，他們就是一心一意聽黨的，聽政府的。黨叫怎麼干，他們就怎麼干，國家怎麼計劃，他們就怎麼按計划行事。如今黨和國家突然讓所有的一切由他們自己來做主，讓他們自己去找市場，讓他們自己去安排自己產品的出路，他們能在一夜之間就完全適應這種變化嗎？他們的心理能有這種承受能力嗎？說實話，在黨和政府面前，他們真的一直充當著一個孩子的角色，讓他們突然離開母親的懷抱，他們能夠自立行走嗎？應該說，這真的不容易。他把想說的話又咽回肚裡，就讓他說吧，讓他能沒有任何顧慮的把心底里所有的東西全都掏出來，就是苦水也盡情地往外倒一倒。 　　也不知過了多久，郭中姚又接著講到： 　　「就說買棉花的事情吧，買回來的棉花不好，這確實是事實，我們也確實負有責任，這一點我們從來也沒有隱瞞過，我們也多次在全廠的幹部會議上詳細地講過事情的全部經過，在廠里的閉路電視上我們也三番五次地給全廠職工解釋過。廠里的工人有怨言，包括一些幹部也有埋怨情緒，甚至有許多人對這件事憤恨之至，這我們都完全可以理解，但問題的真正原因我們實在沒法子給幹部和工人們講呀。我們能說這一切並不是我們造成的嗎？李市長，這件事我們就是連你也不想讓知道呀，我們真怕你知道了，批評也好，處理也好，那就算是我們把人家給告下了，不管怎樣，我們這個公司日後就別再有好日子過了。我們不能說，真的是不能說呀……」 　　郭中姚說到這兒時，再次止不住地哽咽起來。李高成則有些敏感地意識到，這是有意識的在賣關子、設埋伏，想糊弄他呢，還是真的有難言之隱？如果真有難言之隱，那想必肯定就是一些要害部門了。比如像計劃委員會、比如像經濟委員會、比如像工商、稅務機關，比如像財政局，比如像工業局，比如像銀行。這幾年在企業界這種情況也太多了，這種心態也太普遍了。說是工廠公司擁有的權利越來越大、越來越多，工廠公司也越來越能獨立自主了，其實他們面對的婆婆主於也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讓他們感到害怕了。官小廟門大，池淺王八多。哪個廟門也不好進，哪個也想在你身上找塊肉吃。而你哪個也惹不起，得罪不得。一旦觸犯了人家，真能讓你死不得、活不得，讓你一天也別想有好日子過。 　　這時候，分管供銷的副總經理馮敏傑好像有些止不住地說道： 　　「李市長，這件事就讓我來彙報吧，這件事是我直接經手的，情況我最了解，問題我也最清楚，我想我還是有發言權的。」 　　李高成沉默良久，也就同意了，但不知為什麼，他對馮敏傑那種急切的心態感到有些不快。你急什麼呢？總經理正在彙報，一個問題還沒有談完，你就急急忙忙地插了進來，還怕沒有你彙報的時間，你慌什麼？ 　　馮敏傑一說起來，李高成那種不快的心情就漸漸不存在了。馮敏傑的口才依然像過去那樣好，思維也依然像過去那樣敏捷。卓越的攻關能力是馮敏傑的專長和強項，這是當年他起用馮敏傑的最關鍵的一個原因。不論在任何時候，也不論是在任何困難的情況下，他都能侃侃而談、應對如流，而且該長則長，該短則短。需要打動你時，他能口若懸河、高談雄辯；需要說服你時，又常常會片言折獄，一言九鼎。那些年，在廠里產品大量積壓的最困難的日子裡，馮敏傑的攻關能力，為廠里立下了別人難以替代的汗馬功勞。那時候，不管有多少憂慮和煩惱，只要一聽到馮敏傑那略帶沙啞的嗓音，他的心情就會感到快慰和欣喜，就會給他帶來自信和鼓舞。如今，這如此熟悉的嗓音和話語，似乎又一下子讓他回到了過去的日子裡，他們之間的距離好像一下子就拉近了。 　　馮敏傑說得又清楚又簡明扼要又有說服力，而且好像只要他一說起來，那種慌亂和不安就全然不復存在了。馮敏傑首先說他的話只代表他個人，並不代表組織。他說1995年廠里買棉花的事情從頭到尾都是他一個人承辦的，如果說有責任的話，那責任全在他一人身上，跟廠長並無任何直接關係。馮敏傑說1995年國家的貸款是4月份就研究決定了的，貸款的手續在6月份就全部辦妥。但真正等貸款全部到位，卻已經拖到了11月下旬。廠里為了這些貸款能早日划到廠里，整整跑了將近七個月的時間。而我們同棉花銷售方的合同，是在7月份就已擬定了的，當時只要有300萬的預付款，這份合同就可以簽訂生效，就會具有法律的保證。但當時公司里真的是拿不出這筆錢來，工人們發不了工資，公司里連電費、水費也交不起。而國家從4月份就決定貸給我們的5000萬人民幣，我們跑斷了腿，磨破了嘴，也無法從中先提出這300萬作為預付款把這份要命的合同簽定。時間就是金錢，這份合同就是公司的命呀。合同再好，雙方沒有簽字，那也只能是一堆廢紙。按說這麼大的一個公司，在別人眼裡，從哪兒弄不出300萬來。但事實就是這麼殘酷，這麼大的一個公司，就是無法能弄到這300萬。這麼大的一個城市，就是沒有一個地方願意借給我們這300萬。一個外債達幾個億的企業，誰願意把300萬往這個黑窟窿里扔。我們只能眼巴巴地等著國家的這筆貸款，我們也只能上上下下地去跑，只能四處奔波遊說。7月份的合同，我們擬定的一、二、三級棉花的平均價格是14000元一噸，等到了8月下旬時，就一下子漲到了16500元一噸。到了9月份時，便再次漲到了18000元一噸，到了10月份時，竟漲到了將近19000元一噸。等11月份我們得到貸款時，即便是四級、五級、六級棉花的價格，也都超過了18000元一噸。貸款退給了我們7個月，卻讓我們損失了800多萬！而且11月下旬，已經到了隆冬季節，這又讓我們到哪裡去買棉花呀！我們幾十個採購員，幾乎跑遍了所有的產棉區，最後才算在江西的一個縣份的棉麻公司里，買回了公司里望眼欲穿的2000噸棉花。 　　馮敏傑有些痛惜萬分地說：「這個縣份幾乎不產棉花，而且我們也知道他們的棉花不好。這個棉麻公司出售的棉花，其實也是在別的地方買下的二手貨，但這是人家早就定購下的期貨。沒有別的，就因為人家有錢，於是就眼睜睜地看著人家在咱們身上賺了這麼一大筆錢。為了把棉花的價格壓下來，我們先後同他們協商了七八次，最後才算以平均18000元一噸的價格，購回了2000噸棉花。同當時各地的價格相比，每噸便宜將近300元左右。棉花確實不好，但也絕不像別人說的那麼壞。二級棉佔到15％以上，三級棉佔到20％，四級棉佔到10％，五級和六級棉各佔25％左右。在最後簽訂合同以前，我們把公司最好的工程師和棉檢人員都請了去，我們商量了又商量，把棉花看了又看。棉花不好，但又不能不買，再不買誰知道價格又會漲到哪裡去。要是再買不下棉花，公司里的原料早已用盡，沒有原料，公司一年的任務就全得泡湯，幾萬工人幹什麼，又吃什麼？棉花質量不理想，但相互搭配著，完全可以用，怎麼著也比沒有活兒干強呀。還有的人說，既然知道棉花不好，為什麼第二次又在人家那裡買回了幾百噸？這些人說話也不想一想，假如我們真的在這上面搞了鬼，我們還會第二次去買嗎？我們真的就會那麼黑，真的就會那麼傻？實際情況是，我們提走2000噸後，人家說他們那兒還有一千噸左右，如果我們想要，還可以再便宜一些。當時全國的棉花行情我們清楚，確實沒有比這更便宜的價格了。雖然沒有錢，我們還是答應再買一批。回來後，我們一方面穩住人家，一方面趕緊試用這批棉花，發現這批棉花的質量確實還行，於是又咬緊牙關，傾其所有，又買回了450噸，想想也真是寒酸，沒有辦法，真的沒有任何辦法，誰讓我們這個公司這麼窮呀。採購員一見到我們就哭鼻子，也數不清有多少回了，什麼價格也給人家談好了，就是因為錢到不了位，只好眼巴巴地看著別的廠家把自己早已訂好的棉花提走。一次次地催公司，一次次地給人家說好話。什麼事也不頂，如今是市場經濟，有錢走遍天下，無錢寸步難行。牌子管什麼用，人家就認錢。這幾年大中型企業的信譽又不好，牌子越大人家反倒越怕你越躲著你。反過來我們自己也心虛呀，人面上，都還是個廳局幹部，都還是個大公司的總經理，其實比人家一個個體戶、一個鄉鎮企業的小老闆都遠遠不如呀。住房住不過人家，請客請不過人家，送禮也送不過人家，坐車也坐不過人家，連身上的衣服也比人家差得遠。人家一看你這寒酸樣子，在心底里就早已把你看低了幾分，我們又能憑什麼跟人家競爭。「 　　小會議室里此時此刻靜悄悄的，所有的人好像都被馮敏傑的話深深地打動了，李高成也一樣陷進了這種由語言造成的情緒和氣氛里。他本想插話說點什麼，但好像沒機會能插進話去，而馮敏傑好像要的就是這種效果，他並不想讓你插話，他只是想讓你聽，只是想給你表白。他就是想打動你，想把你的情緒徹底地扭轉過來。 　　馮敏傑繼續說道：這麼多年了，真沒想到如今要做點什麼事情會變得這麼難。在外頭低三下四，回到家裡依然還得卑躬屈膝。出門往頭頂上一看，誰也壓著你，誰也管著你，都說對企業要權力下放，要讓企業擺脫束縛、自由自主。可這會兒的實際情況又怎麼樣，感覺上反倒是越捆越緊，越管越嚴，婆婆媽媽越來越多了。就說1995年的那筆貸款吧，這是國家和政府早就決定了貸給我們的，銀行也並不是沒有這筆錢，可為什麼就是遲遲到不了位？我們怎麼也想不明白，到底是為什麼呀！要是這公司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會這麼做嗎？他們捨得這麼做嗎？眼看著企業一大筆一大筆地損失錢，為什麼就一點兒也不心疼！我們跑了多少腿，說了多少好話，請了多少回客，再說句難聽點的話，他們吃了多少，又拿了多少！可就是拖著不給你辦，有些人我們就是想不明白，他們的心為什麼會這麼黑！有多少才算夠！李市長，事到如今，我們也只好實話實說了，其實每年都是這樣，每一回貸款都是這樣，假如要不是他們這麼拖著壓著，假如要不是有這麼多婆婆媽媽管著卡著，中紡公司會是眼前這個樣子嗎？到這會兒工人們鬧起來了，公司也即將破產了，這好像才急起來了，可他們從來也不想一想，平時都對這些企業幹了些什麼？又什麼時候真心實意地幫過關心過這些企業？是，我們的體制上有問題，我們的管理上也有缺陷，我們的觀念也有些陳舊，但僅僅只是這些就能說明一切問題嗎？假如我們真正擁有權力，假如我們真正能夠自己做主，假如這個公司真正能讓我們說了算，我們能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嗎？李市長，我們今天說這些，一點兒也沒有藉機想給領導發牢騷的意思。說真的，我們在一塊兒議論過好多次了，要不是因為市長是我們的老上級，說不定我們早就不幹了。我們幹什麼不行，為什麼非要在這兒受罪不可。今天的情形李市長也看到了，要再這麼發展下去，這黑鍋可就真會讓我們背定了，別的我們什麼也不怕，怕的就是有朝一日我們這些人反倒都要成了公司的罪人，累死累活地在這兒幹了一輩子，什麼也沒落下，臨了倒落了個腐敗分子…… 　　末了，馮敏傑向李高成毫不含糊地做了保證，今天講的這一切，如果有失實之處，他將完全負法律責任。他說他歡迎任何監督和司法部門到這兒進行嚴格的審核和調查，他將盡一切力量積極配合和協作，如果查出什麼嚴重的腐敗問題來，他將立刻引咎辭職，甘願承受司法部門的一切處罰和嚴懲。 　　應該說，馮敏傑的這一番話，確實深深地打動了李高成。深思之餘，還讓他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感動。馮敏傑的有些話雖然不無刻薄和憤懣，但他相信他的這些話都是真誠的，至少他沒向你說謊話，說大話，說廢話。而且等馮敏傑講完了這一切時，李高成那顆懸著的心似乎也漸漸地落了地。他最擔心的也是他最不能容忍的棉花問題，看來已經有了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他相信這些公司的領導不會在這件事情上給他捅出一個駭人聽聞的大漏子來，幾百萬甚至近千萬的經濟問題呀，就算他們不想幹了，莫非也不想活了？他相信自己的直覺，儘管他也明白，這種直覺基本上是來自於對老部下的那種難以扯斷的情感和信任。 　　他常常很堅定地認為，在許許多多的時候，感情和理智應該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