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那東西竟有些令人難堪。他猶豫了一下，它立刻滑了過去。 　　「你沒有勇氣正視它嗎? 」他尖刻地反問自己。靜靜地想了一會兒，然後像鬥牛那樣紮下自己的腦袋，硬著頭皮，猛地一下撲了上去。 　　他終於明白。他絕不可能寫這麼一篇報告，去明明白白地闡述自己真正的看法。 　　當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這樣去辦事。但只是身份嗎? 他能無愧地說，那難能可貴的，使一個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當初那樣未被世俗利祿的塵埃所遮蔽嗎? 從幹校回來之後，很久沒見過賀家彬了。當鄭子云還被作為「走資派」審查的時候，他們曾在一個班裡勞動過。那時，賀家彬很有些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眾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擔他力不勝任的擔子；甚至和他討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談論藍眼睛的白貓為什麼是聾子，應該驗證一下，但他們誰也沒見過藍眼睛的白貓；告訴他學習小組長的外號叫「發了瘋的鋼琴」，連長的外號是「拱形的線」。因為他給大家分菜的時候，先是舀上滿滿的一勺。你以為他是那麼慷慨嗎? 不，接著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產，一咬牙、一跺腳地扣在你飯盆里。要是他發現領菜的隊伍里有值得拍馬屁的人，情況就不一樣了。他會從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漸增加份量，至那人時，達最大量，然後又逐漸下降至半勺。當然，也有人叫他「張半勺」，不過賀家彬說，那個外號就不能說明連長的特異性了，等等、等等。和賀家彬在一起的時候，鄭子云有一種變得年輕的感覺。賀家彬有一種特殊的、擺脫不愉快的心境的辦法——不停地說著刻薄的玩笑話。 　　回到部里，人人各就各位之後，那種親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里看電影，在公共汽車上，鄭子云遇見了他。他竟不無譏諷地對鄭子云說：「您體驗生活來啦。」 　　工作、工作，忙、忙。把鄭子云的什麼都擠掉了。應該和賀家彬聊聊，即使不談這封人民來信，談談「拱形的線」和「發了瘋的鋼琴」也好。聽葉知秋說，她準備和賀家彬合作，寫一篇報告文學，宣傳一下像陳詠明那樣有魄力、有膽識、一門心思干「四化」的廠長。 　　不知道他們寫得怎麼樣了。葉知秋那個人似乎有點神經質，忽而要研究經濟體制的改革，忽而又要寫報告文學。文人嘛! 心血來潮。也許這就是靈感吧。鄭子云拿起電話筒，本想撥個電話給賀家彬，約他聊聊。已經撥了三個號碼，又把話筒放下了。他覺得不妥。已經不是在於校的情況了……鄭子云和部內任何一位同志的交往，始終保持一種不近不遠的工作關係。他覺得，過分親昵的關係，會給他那一貫堅持原則的形象造成一定的錯覺，招致非議。 　　這封人民來信如何處理呢? 田守誠顯然是把難題推給了他。 　　目前情況仍然十分複雜，力主改革和力主按老規矩辦事的兩大派別之間，鬥爭相當激烈。那些吹牛家們，靠空喊政治口號吃飯發家的人，成幫成伙地糾結著，從上面到下面。賀家彬的話說得很對。 　　經濟上不顧客觀的可能，不顧人民的負擔，向國家大量要錢。 　　寶鋼二百個億，武鋼幾十個億。搞什麼高指標，一九八五年六千萬噸鋼，二億五千萬噸油，說夢話吧?!再搞高指標，長戰線，重蹈大躍進的覆轍，這點家當就要完了。 　　到現在，仍然對改革持抵制態度。對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惟一標準，還是不懂。聽說有個單位搞政治測驗，什麼是檢驗客觀真理的惟一標準? 百分之三十的人回答是實踐，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權力。真是讓人啼笑皆非。難怪有人緊緊地抓住權力不放。改革之所以困難，相當大的原因是在這裡。 　　對生產目的性的討論冷嘲熱諷。這樣一個在共產黨的綱領里開宗明義便明確了的問題，現在卻不得不重新拿出來討論。有人偏偏不願意懂。這個問題不解決，工業生產的方針就不可能正確，工業發展的速度就快不了。到處都在辦工廠，老百姓卻沒有房子住，可是工廠呢? 倒空著，長期不能投產。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不外乎兩個：一叫國強，二叫民富。國強民富總有一個本末、先後的問題。只講國強，不講民富，國也強不起來，民也富不起來。這和很多具體問題有關。比如計劃，能不能反映客觀實際的需要? 雖然毛主席多次提出農、輕、重的比例，實際上卻是重、輕、農。贊成高指標，計劃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有缺口的。而直到今天還有人認為，計劃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財政可以有赤字，通貨可以膨脹，這才能促進人的主觀努力，產生積極效果。有人甚至說：「世界上的貨幣史，就是一部通貨膨脹史，因此我們應該多發票子，歷史上歷來如此。」不知馬克思對此公的宏論會作何感想。 　　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還點賬。生活上去了，積累多了，重工業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只有民富才能國強。要考慮計劃的平衡，考慮市場，不能有赤字，不能有通貨膨脹，不能影響人民的生活。 　　在基本建設計劃的制定上，不考慮項目的可能性，不作詳細的、科學的技術分柝，不進行幾種方案的比較，不尊重科學家得出的結論，一拍腦袋就是多少、多少，上這個、上那個，誰都可以隨便批東西、批項目，這個人也能決定問題，那個人也能決定問題。這完全是封建的辦法。即使你這個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對企業的管理，還沿襲著家長式的、行會式的管理辦法，沒有科學的組織、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計算，不看經濟效益，不抓經濟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大嗡大轟的群眾運動、簡單的口號，代替科學的均衡生產，代替科學的管理……自以為這是有魄力，有辦法，管理就是個「嚴」字嘍，結果是一塌糊塗。 　　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成風。什麼十個大慶，大慶下面還有個大慶，大慶周圍還有個大慶。沒過多久，又說松遼平原沒有大油田了，只有分散的小油田。而後，在國務院會議上說，十個大慶是中央決定的，把責任又推到中央去了。這是什麼作風。 　　矛盾是錯綜複雜的。困難哪。困難在於，這場鬥爭，不像戰爭時期那樣敵我分明。有些說法表面看來好像還是對的，實際後果卻是嚴重的。它造成千百萬人的貧困和因之而來的大量的社會問題。比如，對生活的失望、悲觀、因為你提我不提的幾塊錢工資冷酷相待……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資本家、沒有了地主生活還是那麼貧困，這像是沒有盡頭的貧困根源到底在哪裡? 生活的目標是什麼……人的靈魂將在這曠日持久、為每日的食物而竭盡全力的掙扎中遭到腐蝕。它引起激憤、憂慮、人的尊嚴的喪失以及對自身生存價值的懷疑…… 　　不．一定得讓老百姓像個人那樣活著…… 　　如果說過去有許多事情曾讓鄭子云感到憂慮，那麼現在，在三中全會以後，他恢復了信心。 　　鄭子云認為，三中全會，是黨在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 　　如果說它的重要性相當於長征時期的遵義會議，一點都不過分。 　　三中全會只開了幾天，許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會前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決定的。他參加了那次工作會議，對會議的全過程是清楚的。當時，「凡是派」的一些人還在台上，首先是「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惟一標準」的提出，和對「兩個凡是」的否定。這是極其重大的事情，在思想意識上解放了全黨和全國人民被捆著的手腳。 　　以後一系列的改革、平反之所以能夠進行，都建立在三中全會這一思想路線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條思想路線，就是抓住了「四人幫」，人們還是在過去的道路上摸索，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改革。 　　農村的放寬政策，休養生息，是同窮干、大幹、苦幹、以糧為綱相對立的。允許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以計劃調整為主，開展市場調節，保護競爭。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反對高指標，反對浮誇風，反對過高的積累，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提高糧價，穩定農民這一頭。 　　為「天安門事件」和一切冤假錯案平反，包括為錯劃的右派平反。糾正對知識分子的錯誤政策，以調動千百萬人的積極性。這一切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重大決定，都是在三中全會的基礎上展開的。三中全會的歷史影響是深遠的，它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大轉折。對此必須給予充分的估計和肯定。 　　在這樣一個思想、政治路線的指引下，有什麼是非不能分清呢? 有什麼障礙是不可越過的呢? 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打開一些局面，指導思想不正是從三中全會那兒來的嗎? 想到這裡，他心裡踏實了、熨帖了。 　　他把賀家彬寫的那份東西，鎖進寫字檯最底層的抽屜。若有人問起來，像一九七六年對待揭發方文煊反王洪文那份材料一樣，用「找不到了」交賬吧。這種處理人民來信的辦法能不能改一改呢? 往來信者的原單位一轉了事。對反映問題的人缺乏應有的保護，對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是一種推卸。 　　「文革」後期，他「解放」出來主持專案工作。許多幹部的歷史專案明明清清楚楚，可是專案組就是揪住不放。你硬去做結論的話，用不了多久，造反派就會鬧起來說你右傾、包庇，到處貼大字報，到「四人幫」那裡去告狀。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你這個管專案的職撤了，還鬧個右傾複辟。撤了就撤了，倒也沒什麼。要是換上個「左傾」的老爺呢，那些幹部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解放，還不如自己留在這個崗位上。他呢，採取軟磨硬泡的辦法，就是不做那些不實事求是的結論。他總能找出些理由拖時間，這裡再查查吧，那裡再外調一下吧。查來查去，討論來討論去，無窮無盡。最後把那些人磨煩了，水到渠成也就解決了。同專案組的關係也沒鬧僵，下一個專案咱們還是在一塊好好研究。就這樣窮磨，把他經手的專案全都解決了。中國人自有中國人的辦法。 　　他常常苦笑著想：一個老奸巨猾的老官僚。要是沒有這個官僚呢? 可能還要壞些，官僚也有官僚的用處。反正我們已經有四千六百年的文字歷史了，拖就拖吧，慢就慢一點吧，總比弄得稀巴爛強。 　　但是這種無窮無盡的虛功、會議、爭論，耗去人們多少精力啊。 　　「有什麼事情嗎? 」田守誠問林紹同。 　　自然有事情，凡是林紹同找他，一定是發生了什麼需要他特別注意的事情。 　　「早上碰到小紀，說昨天上午鄭副部長和汪副部長上B 大學去訪問戴教授了。」 　　「噢?!」田守誠愣了好久。 　　越鬧越離譜了。兩個共產黨的部長，怎麼心血來潮，去拜訪一個資產階級的教授呢。那人是全國鼎鼎有名的大右派，剛剛改正不久。「他們——」田守誠拖著長長的話音沉吟著，難怪部里最近私下有人議論，重工業部有兩個司令部。笑話，誰是資產階級司令部，誰又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又來了，這一套在「文化大革命」期問聽得反胃的話。 　　「談什麼事情呢? 」田守誠問。 　　「不清楚，是他們兩個人去的，沒帶秘書。我估計總是和將要召開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有關吧。」 　　這麼說，鄭子云和汪方亮決心幹了。 　　「聽調研室籌備會議的同志說，他們正在考慮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吸收社會學、心理學的一些研究成果。」 　　田守誠啞然。 　　花樣真多。這兩個人，一天到晚和什麼教授、文人、新聞記者拉拉扯扯。到處座談、講話、寫文章，放著好端端的部長不幹，弄這些個沽名釣譽的事。文人，就像化學家阿累尼烏斯所定義的活化分子一樣，是頂能惹是生非的一種人。 　　「據他們說，思想政治工作科學化，是加強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從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人手，也是研究如何調動人的積極性的一個途徑。」林紹同繼續解釋著。 　　心理學? 早已批判過的資產階級學科嘛。現在提倡幹部知識化，但也不能胡來，變成趕時髦的一場鬧劇。當然，調動人的積極性，提法還是對頭的，只是路子不大對頭。體制改革、加強企業管理，這是全黨全民關心的、勢在必行的工作。現在各個工業部門，各個省、市都在搞試點，闖門路，能夠抓出些成績，自然是眾望所歸的一件事。作為重工業部的第一把手，他應該做出些決策，提出些辦法。但是，經濟理論界有一幫人頭腦發熱，跟著他們胡鬧會捅婁子，出問題。他需要等一等，看一看。等什麼，看什麼? 田守誠也說不清楚。反正，根據他的經驗，那些讓人拿不準，或是僵持不下的事情，往往就在等一等、看一看中拖了過去。就像北京冬天刮的風，一上來就是七八級，飛沙走石的。它不能老那麼刮吧，刮上一兩天，就會轉成五六級，三四級，最後變成一二級。眼下他只須找些人搭個班子，做些姿態。對鄭子云和汪方亮的那套搞法，還能起點鉗製作用。 　　他說：「是的，我們應該抓好企業管理、體制改革工作。我也有個想法，還沒考慮成熟，是不是把企業管理司和調研室合併，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研究開展這方面的工作? 」 　　林紹同一愣。這麼一來，不是把調研室從汪方亮的管轄下挖出來，另立一套人馬，和汪方亮唱對台戲嗎? 汪方亮是什麼人物? 論魄力，論智謀，論根子，哪一方面都是硬邦邦的，不是關鍵時刻，不應輕易交鋒。 　　「恐怕還需要再斟酌、斟酌。」 　　田守誠看了看林紹同。林紹同也木無表情地看著田守誠。但兩個人立即心照不宣地互相明白了。 　　「好吧，那就再等等，看看也好。」田守誠垂下雙目。 　　田守誠待人處事，大多留有餘地。就拿汪方亮「文化大革命」 　　中被開除黨籍這件事來說，田守誠當時是舉手同意的。私下裡，卻很會送人情。前些日子，田守誠還對汪方亮說：「那時候，開除你黨籍的決定顯然是錯誤的，但我也不好反對，因為我和你私人關係過密。」 　　汪方亮並不買賬，立時拉下臉來說：「胡扯! 首先是原則。應該說的，就要說。什麼私人關係不私人關係，我不承認和你有什麼私人關係。」 　　「文化大革命」後期，田守誠和鄭子云先後恢復了工作。逢年過節，田守誠總是偷偷去看看汪方亮。那時候，汪方亮還因為「惡攻」的罪名未恢復工作，更沒有恢復黨籍。想想，那是什麼罪名．又是什麼時候啊。有幾個人能這麼干呢? 能做到這一點，實在是不容易。鄭子云卻從來沒去看望過汪方亮。但在討論處理他的問題時，卻堅持實事求是。如果田守誠和鄭子云在部黨組會議上發生意見分歧，形成不了決議的時候，汪方亮幾乎總是鄭子云的支持者。其實，他們兩人的私人關係並不十分密切。據田守誠多年的觀察，鄭子云不交什麼朋友。只能這樣理解，那是兩個互相需要的幫手，而並非推心置腹的朋友。 　　紀恆全告訴鄭子云：「報社葉知秋同志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