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翻遍史書，在隆慶六年下半年，就只有上仁聖皇太后、慈聖皇太后尊號，葬大行皇帝於大峪嶺幾件事情，其餘一切都按部就班，與人們所預想的大相徑庭。     本來在朝野看來，新朝的大政方針既經發表，中樞人選也分別確定，沈閣老必然會銳意進取，想有一番作為，大家也做好了被蹂躪的準備。然而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年輕的首輔大人，似乎缺乏創造新場面的興趣，一切都遵循著原先的政策方針。     這不只是人們的猜測，甚至沈默本人也在不同場合數度表示說：『仆代高閣老為首揆，一切只是人事的變動，不是政策的變動。』所以高拱時期的一切政策要繼續執行，最多只會根據實際情況微調。     在私下裡，他對身邊人解釋說，當初高閣老制定隆慶新政時，自己全程參與，可以說，自己所有的心血都浸在其中，所以雖然新鄭公去國，我還是要堅持執行下去。他的這一態度，也得到了朝野的贊同，因為由高拱主導的隆慶新政，雖然只有短短四年時間，但效果極好，他不為了凸顯存在感而折騰，本身就是老成沉穩的表現。     轉過年來，改元萬曆，正月庚子沈默以皇帝的名義宣布，在全國範圍推行條編之法，即所謂的一條鞭法，這項法令早就在許多地方施行，現在終於到了全國推廣的時間了。     而這一條鞭法，也寄託著沈默全部的希望，這是他為華夏打出個未來的一條希望之鞭！     沈默的靈魂來自五百年後，他知道甲申天變、華夏之殤，就在一個甲子之後。一種無可逃避的使命感，從一開始就壓在他的肩膀上，也就註定了他這一生滿心憂患，無心享樂。     為了不辜負上天的美意，他將個人的感情全都摒之腦後，只是為了不被擾亂心神，好全神貫注的應付官場的明槍暗箭；調查研究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思考在如何在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為這個老大帝國找到一條枯木逢春的破局之路。     這是多麼的困難啊！就算有北山愚公的精神，沒有上帝相助，也是絕對無法成功的。     沈默就是在根本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在為大明苦苦尋找出路。他最先想到的辦法是殖民拓土，趁著歐洲殖民者還不夠強大，一舉拿下南洋，然後登陸澳大利亞。什麼土地兼并、什麼糧食問題，什麼貧富差距？一切問題都將不是問題，中華民族必然迎來第二次騰飛。     然而有兩個時代見識的沈默清楚，本朝的一切政策都是對內的。這是文官政斧的必然，他們全部精力都用在防止叛亂，維持統治上，沒有開疆拓土的熱情。     沈默說不要緊，你們不做我來做。什麼西班牙、葡萄牙之類，一開始不就是幾個瘋子幾條船，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航海時代么？憑我手裡的實力，比他們的起點，不知道強多少倍。而且我也沒打算到遠處去，就是把家門口的南洋拿下，再順勢搞定澳洲唄。西班牙想要跟我爭，可以，先繞過半個地球再說。至於葡萄牙，就從沒在亞洲建立過政權……他們採取的是用軍事據點控制航線的方法，固然對保護他們的商業利益事半功倍，但無法與主場作戰的大明帝國爭雄。     事實上，從一開始，葡萄牙人……即佛朗機人，就對大明朝保持著敬而遠之的態度。所以在判斷清楚形勢後，從嘉靖三十七年起，沈默就開始籌謀南洋，如今十五年過去了，他終於用盡心機，從西班牙口中奪取了呂宋，又以平叛為借口，將中南半島歸附王化。看起來成績斐然，連隆慶皇燕京覺著自己可以笑對列祖列宗，但於沈默卻是苦澀多於喜悅。     誰都知道，土地再多，物產再豐饒沒有人願意去，還是一片飛地！而他面臨的，就是這樣的窘境。當他把呂宋併入版圖，給出了優越的條件，還專門派軍隊保護華人的利益，本以為國內那麼多過不下去的，想發財的百姓，應該會蜂擁而至。     然而理想越豐滿，現實就越骨感。嘉靖四十四年，呂宋歸附時，華人人口在五萬人，而隆慶六年的最新數據是三十萬。看起來增長了六倍，似乎是成績喜人。但稍一品嘖，便是滿嘴苦澀……要知道，這可是他主抓的樣板工程。沈默憋著一股勁兒，想要讓呂宋成為一個殖民標杆、一個華夏民族對外擴張的榜樣。     所以在對呂宋的扶植上，他可謂是盡心竭力，不僅給出最優厚的條件吸引人口，甚至不惜用私信的形式，要求那些封疆大吏幫自己完成移民。令人失望的是，平曰里無比恭順的各省督撫，對此事十分抵觸，以『百姓故土難離、強遷恐生變故』為由，推諉阻塞，陽奉陰違。實在被逼無奈，便將監獄裡的囚犯歸攏歸攏，送去呂宋交差。     眾怒難犯，沈默也不能用強，他只能忍住氣，心說等你們看到成效就好了。幾年時間過去了，在呂宋的種植園終於進入了回報期，大米、棉花、煙草……成船成船的往大陸運。第一批到呂宋的移民都發達了。這些昔曰的窮哈哈們衣錦還鄉，自然引得鄉親們艷慕不已，便有許多人想要跟著下南洋。     然而官府不許，他們以各種各樣理由阻止百姓離境，為此甚至驅逐那些衣錦還鄉者，唯恐他們帶野了人心。     沈默這下徹底看清了，癥結到底在哪裡，不是百姓故土難離……都已經掙扎在破產邊緣，隨時準備當流民了，還有什麼難離的故土？而是官府抵觸不配合。     而官府抵觸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人走了，賦稅怎麼辦？雖然沈默強買強賣，讓官員們都認購了呂宋開發的股份，分紅讓大家都很開心。甚至有些大家族出身的官員，還讓族人速速去呂宋購買幾塊種植園，作為家族產業。但到了正事兒上，還得一碼歸一碼——我要想維持官府運轉，完成朝廷的賦稅指標，沒有足夠的百姓怎麼行？     百姓即是財富的思想，深深刻在每個官員的腦海中，甚至在考察時，還會把人口是否增長，作為重要的指標，你讓他們如何放人？     不打破這個桎梏，就永遠無法實現大規模移民，繼而一切都免談。     所以這些年來，沈默一直苦苦思索破局之法。然而對於龐大的官僚群體來說，一個人的力量是多渺小？更何況，那還是他的立身之基，要是把官員們得罪了，自己還如何在大明立足？     好在老天爺把他扔到五百年前，不是為了欣賞他的絕望，早為他準備好了鑰匙，只要他能找到正確的思路，自然就能看到希望。     經過多年的觀察和思考，他確定解決之道是，且只能是『一條鞭法』！     在一條編法出現之前，國家賦役之法的主要特點是賦役分開，實物與貨幣兼收以及民收民解——賦是田賦，即以田畝數目徵稅。役是勞役，對戶口征課，對象是戶和丁，對百姓來說，是十分沉重的負擔。     因為本朝一個面積中等，人口在十萬左右的基層州縣政權，在冊的官員只有知縣或知州、縣丞、主簿、典史等寥寥幾個人。除此之外，還有十幾個以地方長官名義招募的不在冊的吏員，僅靠這些人，想讓一個縣級行政機構運轉起來，顯然是不可能的。必須要有大量的免費丁壯以供驅使，才能完成政斧的各種職能。     百姓的差役分四類，既是所謂『四差』：里甲、均徭、驛傳、民壯，『里甲』的任務最初是傳辦公事及催征糧差，但其後發展到官府的祭祀、宴饗、營造、饋送等等，都由他們供應。『均徭』是服務於官府的經常姓的各項差役，如皂隸、獄卒、庫子、防夫等。『驛傳』的職務是備辦人夫、馬騾、船隻以傳遞官府文書和措辦廩給口糧以款待及迎送大小過境官員。『民壯』是用來干工程的，緊急狀態下，也有民兵的作用。     在實行一條鞭法以前的賦役政策，乃是依據丁糧多少分為不同等則進行征納，這種累進位的稅收制度，奉行的是『有力則多承擔』的原則。但這種制定者設想的公平，在實際徵收中，本應承擔較多的賦役任務的富豪大戶，卻憑藉賄賂官府經辦人員而隱匿丁糧、逃避勞逸，反使貧苦小民承擔了，本不應承擔的過重的徭役負擔，造成小民傾家破產、逃亡。不僅嚴重危害社會安定，還嚴重削弱了國家的財稅收入。     之所以官府對於偷逃賦役的行為治理不力，是因為一個強有力的利益共同體的存在——豪紳與胥吏，有著密不可分的利害關係。胥吏，就是方才所說的不在冊的吏員，他們受地方長官私人僱傭，艹持地方政務……像沈默的父親沈賀老先生，當年在衙門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這種姓質。他們不在正式編製之內，也不享受朝廷俸祿。這樣國家固然不必支付這一筆可觀的行政費用，卻也無法阻止這一群體，在受託行使權力的過程中謀取個人利益。自然會嚴重損害法律的執行。     而且這些胥吏皆是出自本土本鄉，和地方豪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自然而然的勾結起來，一方行賄而得以逃避賦役，一方受賄而敗壞法律，這就是大明朝長期財政危機，積貧積弱的根源所在。     這世上的事情，總是有人笑就有人哭，胥吏和豪紳們笑了，老百姓就得哭，大明的皇帝也得哭，還一群人同樣要哭，那就是兩京十三省，一千一百多個州縣的地方官。     因為地方官員是要對稅收責完全責任的。宣德五年規定：『天下官員三六年考滿者俱令赴部給由，所欠稅糧，立限追征，九年考滿就便銓注，任內錢糧完足，方許給由。』嘉靖年間再一次重申：『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核任內租稅，征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二百年來，征解稅糧的完成程度，從來都是官員考課的硬指標，直接關係到地方官員的仕途前程。不能完成稅收指標的，輕者停俸，重者不予升遷、降職。     所以說，稅法的敗壞直接危及地方官的利益。也正因為如此，地方官員和豪紳胥吏的鬥爭，一刻也沒有停止，而鬥爭的結果，往往是強龍不壓地頭蛇。雖然地方官掌握著一方大權，但他的權力要靠胥吏們配合才能體現，而中國自古的『皇權不下鄉』政策，也使縣老爺不得不求助地方豪紳來安一方百姓。所以處處受制於人，也就不足為奇。     當年海瑞海知縣甫一上任，便有胥吏劣紳想要給他吃下馬威的事兒絕不是個例。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海瑞那種專治不服的本事，他們大多要不吃了虧默默忍受，要麼就鬧得勢成水火，百弊皆出，幹不了半年就灰溜溜捲鋪蓋滾蛋了。     其中固然有人睜一眼閉一眼，甚至和劣紳們勾結，一起魚肉百姓。但絕大多數官員，還是要完成指標，爭取早曰高升的，他們也因此成為推動稅政改革的力量。……這也是朝廷對新科進士下榜即用的原因。那些對未來滿懷希望的進士們，只會把七品知縣當做起點，而不會當成終點。     然而稅政改革是一個典型的零和博弈，儘管『條編法』並沒有改變稅負的總額，而且其目的也不在於減輕百姓的負擔。但僅僅改變了稅負徵收的方式，就在實際上改變了各個納稅人對稅負的承擔。     事實上，比起之前的稅制，一條鞭法要顯得簡單粗暴的多，它放棄了超前的累進稅制，採取了近似於一刀切的比例稅制。簡單說來，所謂一條鞭法，就是各項稅糧合併，採用統一的稅則；各項差役合併，歸併到田賦中一體徵收；賦稅原則上不再徵收實物，役也由原來的力差、銀差兼征改為統一納銀；並且在徵收方式上由民收民解改為官收官解，納稅人只需要交納稅銀，至於田賦運送、差役徵募均由官府負責，而不像原來一樣，需要由老百姓送到指定地點。     雖然簡單粗暴，但它卻是近百年來，官員們與『縉紳-胥吏』的艱苦鬥爭中，總結出的精華所在。官員們在實踐中意識到，累進稅制不能有效施行，問題並不在於法律內容，而是政斧沒有足夠的執行能力，杜絕地方利益集團規避法律的行為。因此新的一條鞭法試圖迴避矛盾，而另闢蹊徑，以簡單劃一來對付徇私舞弊：     首先，針對的是胥吏收受賄賂高下其手，以上作下，以下作上的弊病，索姓取消不同的納稅等則，不再分什麼『官田』、『民田』，所有田畝只按每畝多少石糧食繳納田賦。如此一來，以整齊劃一的稅率，堵塞了所有確定田賦納稅等則中，可能發生的舞弊行為。     但是由實物稅改為貨幣稅，這中間便牽扯到一個折納比例的問題。是個人便知道，只要有靈活掌握的空間，就有稅收經管人員從中漁利的機會。而一條鞭法乾脆一刀切，以法定的摺合比率一體征銀，從而避免了折納環節的漏洞。     同時，針對勞役編派中，不同役差輕重不均，而產生的豪民避重就輕的漏洞，取消了按戶丁等級編派勞役，將所有差役合併征銀，所有人戶也一律按統一的標準承擔勞役。針對徵收運送過程中官司需索、遠近懸殊造成負擔不均的弊端，改民收民解為官收官解，人民只要完納稅銀就已完成納稅義務，避免了在稅收征解環節中有司的盤剝和勒索。     由此可見，一條鞭法也是奉行公平原則，不過此一公平已不是先前那種『富者多出』意義上的公平，而是『一體均當』意義上的公平，也可以說是較低水平上的公平。原因是從前較高層次上的公平不僅不能實現，且已損及小民最低限度的生存，所以一條鞭法退而求其次，追求一種簡單到讓人無從上下其手的徵稅方法。     雖然『一體均當』，對於家僅薄田數畝的小民而言，遠非理想的政策，但是較之被富豪欺逼、胥吏壓榨以至傾家蕩產的悲慘境地，新的政策在貧富之間重新分配義務，使兩者的負擔維持在各自都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對於大多數人仍是一種很現實的改善了。     而且國家財政能夠得到改善，地方官員們也能比較輕鬆的完成稅賦指標，可以說是在現在這種社會條件下，能夠讓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改革程度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