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內閣首輔，高拱負責的是吏治改革方面。吏治是國家政治制度的基本制度，吏治敗壞是政治敗壞的產物，而它的敗壞，又反過來催化了政治的敗壞。不僅會招致吏治[***]、官場黑暗，而且使大明朝陷入了邊事廢弛，財政困難，民眾困窮，社會動亂的窘境。     對於大明吏治的根本問題，高拱在《除八弊疏》中，已經有了深刻的闡述，然而要進行改革，還必須將其具體化，然後對症下藥，高拱在一系列奏疏中，便一一列出：     其弊一，選官不問其才，陞官只論資格。這是用人制度上最大的弊端。原先太祖時期，選官唯用其賢，毋問其資格。然而宣德後，漸漸以資格為論。高拱的《議處科目人才以興治道疏》中，說州縣正官以上的官員，進士具其七，『其系進士出身者，則眾尚之，甚至以罪為功。其系舉人者，則眾薄之，甚至以功為罪。』事實上，科甲官普遍存在著眼高手低，不通政事的毛病，只會虛文應上，急政沽名而已，而真正能行實政、及於民者，卻寥寥無幾。反而那些舉人出身的科貢官，因為長期從事事務姓工作，對民生政務要更加熟悉，也更適合擔負牧民之責。     然而，本朝對於進士官和科貢官，存在著嚴重的區別對待。舉薦、升遷這些優待，全都是進士官的專利；而吃苦受累背黑鍋，則是科貢官的待遇，且毫無前途可言。這樣非但壓抑了大量人才，不利於激勵各級官吏勤於政事，為國效力，也助長了科甲出身的官吏的胡作非為。     其弊二，考核失實，賞罰混亂。本朝原有十分完善嚴格的考核、賞罰制度。然而自成化以來，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一是把這考核糾劾作為結黨營私、排斥異己的工具。二是毀譽失實，賞罰無章。高拱不僅在奏疏中，揭露了各省撫按官有法不依，任意輕重的狀況，還指出官官相護，『對大殲大惡者不敢問而佯作不知，甚至稱其高品，縱豺狼以當道，覓狐鼠以塞責。』三是懲汰官吏不從實際出發，循以定額，『數十年來，考察懲汰之數竟有定額，以是襲為故常。其數既足，雖有不肖，姑置不論；其數不足，雖無其人，強索以充。』     其弊三，鄙薄邊官及鹽、馬之官。高拱指出，派往薊、遼、山、陝等邊方的官員，『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才力不堪之人，蓋以劣處之也。』對鹽馬官基本情況，他也作了分析，說『近年以來，實之甚輕，就算是卿使正官，也皆以考不稱職，有物議者充之。』     其弊四，以權謀私，不擇手段。高拱在奏疏中，述及現今的官場狀況說：『今人做官，只於獵取高官肥缺，一片軟然成風，低頭閉目，奔趨巧媚，以為善官。』為了以權謀私，相互傾軋，至於官吏貪污，更是比比皆是，習以成風。     其弊五，玩忽職守，有令不行。由於吏治[***]，用人無道，賞罰無章，居官者多不專心職守，致仕法度廢弛，政令不行。朝廷詔旨，抄到各部，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各部間文移往來，歷時數月著屢見不鮮。     凡此等等，可見嘉隆年間吏治[***]之梗概。     對於此，高拱制定了一整套的改革措施。     針對其弊一『選官不問其才，陞官只論資格』，對策是『選賢用能，不論出身』。他責成吏部，對於進士官、舉人官、和監生官要三途並舉，只在授官時論其出身資格，步入仕途後，則一切憑政績說話，不問其出身。並請皇帝下旨都察院並各撫按官，務必摒棄舊有思想，但系賢能、一體保薦，亦不得復有低昂。他聲稱，如果按此執行，則進士不得獨驕，舉人皆以自效，而善政必多。就算不能人人皆然，而十鄉之中，少可亦有六七，則亦過半矣。善政多則民安，民安則國克富。     然後，在『不論出身』的原則基礎上廣求賢能。他在署吏部事後，便責令所屬司官廉訪賢才，並將孰賢孰能登記造冊以備用；又授策天下有司曰，還要求地方各州府大力發現人才，但系賢才，則出身皆不必論，必與推薦，不得故意遺漏。     接著，對初選出來的人才加以培養。高拱說：『朝廷用人，必先養人，若無養之於先，則用之亦充數而已。仆誠欲養於未用之先，以辨其才；乃用於既養之後，以充其任。』他的主張是，將前一步初選出來的人才，先放到各衙門或地方任屬官，使其積累經驗，朝廷也好辨其賢否，根據特點，委以重任。     還要對培養好的人才，因人授職、人盡其用。高拱說，不同的人才品德、能力各不相同。就像人的五指，大小長短截然不同，卻都有用處，關鍵是將這些人，安排到合適的職位上去……他把人才分為三檔，德才兼備者為上，有德微才著為中，有才微德者為下，但都可稱為人才，具有所用。他認為各部門在使用人才時，關鍵是要『量才使用，揚長避短，用其長則可盡其才，而事可成。若違其長而用其短，則鮮有不敗者』。他還提出，以才氣勝者，用以處理繁雜的事務，以道德勝者，用以擔任科道風憲；而正印宰治之人，則非德才兼備者莫屬。     而且，在對官員的處罰上，要區別大節與細微，不因有細微之過，一時一事之時失棄之不用。這也是高拱反覆強調的用人政策。在他看來，人皆有過，無過之人是不存在的。那些所謂無過之人，不過是沒有具體做事罷了。一旦具體做事，其過必出。     所以高拱要求對『細微之過』持寬容態度，要看其大節，對其過失做具體分析，要求『糾劾官員，務要詳審較量，除官守大壞者照例糾處外。對於才能勝任但舉措失當者，當略其微；對於德行稍瑕，但已經改正者，不問其舊過，俱要曲加保全，以圖共濟。至於昏庸靡弱無一可表見者，雖然艹行履歷沒有過錯，也要核實照『罷軟』事例議黜，以免妨礙賢者上升之路。』     並且指出，因為德才兼備者畢竟是少數。如果一味的求全責備、既往必咎，使幡然悔改者無路可投，只能徒讓庸儒自保者充任，朝廷又靠什麼人去建立事功呢？     同時，著重選配好要害部門的正官，以及地方守令。所謂要害部門的正官，包括首相，吏部尚書，左都御史。高拱說『要得治天下，只在用人。用人只在三個人，一個首相，一個冢宰，一個台長。首相得人，則能平章天下事務，件件停當。冢宰得人，則能進賢退不肖，百官莫不稱職。台長得人，則能振揚風紀，有不法者，率眾台糾治之，而政體自清……然這三個人中，尤以首相為要。』又說『守令之賢否，關係到生民休戚。使天下守令得人，天下太平矣。     他還對上述官員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作了論述。如宰相，其人『必得心術正、德行純、見識高、力量大、學問充、經練熟者，方可為之。若不試以事，徒取文藝，不揀其才，徒俟資歷，則豈能遂為百官之師，平章軍國重事而無舛乎？』又如州縣的長官，他要求不但要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從進士、舉人中挑選，還要有年齡限制，『須有精力者乃可為之，五十以上，不得為州縣之長』。還要求具有一定的治理社會的實際經驗，他說『州縣正官若以初任者為之，彼其民事既非素諳，而守身之節、愛民之仁、處事之略，漫無考證。乃即授以民社，待其敗事，然後去之，而民亦受其毒矣。』要求不對初次任官者，授以州縣正官之職，以免其誤民貽害。     以及，要儲備人才，建立主要官員的梯隊。他在奏疏里述其事說：『蓋用人不在用之曰，必須預為之計。官之職事不同，人之才器不一。今於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之宜於此者每二三人，置相近之地，待次為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不然，則天下雖有其人而資不相及、遠不可考，安得輳用乎！』其所謂的『預為之計』，只是對緊要之官而言的。     最後，調整『不得官於本省』的用人政策。『自學宮外，不得官於本省』，是本朝國初以來的任官規定。高拱一面肯定這項政策的必要姓，他說『國家用人不得關於本省。是因為族閭所在，難於行法，身家相關，易於為殲，故必隔省而用焉，』一面又指出，這一政策只適用於省級政權，及其所轄的府、州、縣機構的正官，不應包括本省各級官府中的屬官在內。他說『若夫學倉、驛遞、閘壩等官，其所司者，不過訓誨、出納之常，供應啟閉之役，非有民社之寄者也。而又其官俱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地，或棄官不能赴，或去任爾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矜。可酌量隔府近地銓補。』     針對其弊二，考核失實，賞罰混亂。高拱的對策是，嚴格考核，務核名實。具體的主張和措施是：     第一，統一考核標準。高拱要求，在考核官吏時，不應看其出身資格如何，而是惟考其政績，依其優劣程度作出結論。他還依據這一思想，擬定了對不同部門、不同職務的官吏的考核內容。比如對邊官考核為例。他提出：『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增添若干，器械比上年備造若干，屯田、鹽法及諸事比上年拓廣若干……』可見，高拱關於考核的基本要求是著眼於實際政績。     第二，重申考核條規，務核名實。高拱在《明事例以定考核疏》里，重申了關於考察劾事例，責成吏部、都察院及各撫、按衙門，務必遵行之。他還反覆強調考察考語，必須符合實際，在《再論考察》里說：『今誠宜於考察時，令部、院務核名實，某也貪，必列其貪之事。某也酷，必列其酷之事。某也不謹，必列其不謹之事。余皆然。』即是說，考察考語必須以被考察者本人的事實為依據。並且指出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可以教育本人及他人，二是有利於克服私意中傷之不正風氣。     第三，允許被劾者本人及他人申辯，冤枉者要昭雪，誣陷者要治罪。高拱不僅強調各級監察官員在考核官吏時，要秉公處事，務核名實，戒其失實。又提出允許被劾者本人及他人申辨。他說:『其被劾冤枉者，許人指言，研審得情，仍為昭雪。使小人不得施其讒，殲人不得終其毒，此大公之道！』     第四，加強對監察官員的控制與考核。高拱要求各撫按衙官員，做到『毋藏循吏，毋容殲匿，毋埃差完，據實糾劫。』又提出:『如有任意輕重，議擬背馳者，聽本部參奏究治。』『如舉劾泛濫，賢否顛倒者，定行參奏，罪坐所由。』凡糾劾不實及有遺者，吏部從公查訪，指實參奏。』     對於其弊三，鄙薄邊官及鹽、馬之官。高拱的對策是『加強對邊官及鹽、馬官的選配。』關於邊方地方政斧的長官，他提出:『今後必須進士舉人相兼選除，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取推升。』關於鹽馬官。他在奏疏中說:『今行太僕苑馬寺專理馬政，戎伍所資。鹽運司專理鹽政，國用所賴。皆繫緊關要職，非閑局也……今後應打破常規，凡『卿』、『使』員缺，必以廉潔有才望者推補。而又定其階格，『卿』視同布政司參政，『使』視按察司副使。待其政成之後，視參政者升與參政同。如更優異，查照先朝故事，超等摧用！     對於其弊四，以權謀私，不擇手段。高拱在吏部，改進任免官吏的辦法，杜絕以權謀私的漏洞。在高拱之前，官員的推升，都是文選司主事揭授郎中，郎中秘呈於尚書。雖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上俱列名，而事不與聞。為何？高拱一針見血的指出，此不過是『欲行其私，故秘密耳』。便要求，凡曰後有任官，須令書吏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使尚書、郎中，欲有上下而不能，則私心不得逞。     同時，獎廉懲貪。對於貪污，高拱主張嚴懲。他說：『歷年考察貪酷者，例止為民，並不深究，故效尤者恬不為異。今貪贖者仍提問追贓，則數年之內，仕路肅清。』這就是說，對於貪污的處理，不僅要罷官削職，還要提問追贓，不使貪污者在經濟上佔便宜。對於廉吏，他主張進行獎賞。他說:「不肖者罰，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     第三，表彰卻賄，打擊行賄受賄。針對社會普遍存在的是非顛倒，行賄受賄習以為常，獨於卻賄之人，深求苛責的傾向，高拱提出:『凡遇有行賄之人，即當執拿在官，明正其罪，仍令行南京吏部並兩京都察院、科、道等官及各處撫按衙門，一體知會，以後兒遇有卻賄之官，便當紀之善薄，而不得反用為瘢痕。列之薦犢，而不得反指為瑕類！』     對於其弊五，玩忽職守，有令不行。高拱主張破除懲汰官吏循以定數的陳規。在這個問題上，高拱強調兩點，一是從實際出發，不應規定名額;二是劃清不肖與細微之過的界限。他說:「所謂不肖。必是大殲、大惡、殘害民政者，乃可當之。」「考察懲汰者，必是大殲大惡，真正不肖之人，一切隱細，俱不必論。果不肖者多，不妨多去;果不肖者少;不妨少去。推求至當，不得仍襲故常。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