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空泛起魚肚白，褚克桓離開我的住處。     臨走前，他瞥了眼皓一擺放的鞋拔子，秒懂它何以存在於此，然後毫不猶豫地取下它，就像割草機掠過草皮，破壞速度快得令人招架不及。我目睹他用那隻鞋拔套上皮鞋，像下完雨看見滿地花瓣般理所當然。     他掛回鞋拔，擁抱了我，我趁臉埋在他懷裡的時候，一一詢問各種技術性問題：今後該用哪種通訊軟體聯絡、適合發訊息的時間、手機設定密碼鎖，以及最重要的，刪除手機上所有與我的對話記錄……褚克桓挺到最後，終於忍不住制止我說下去。     「你不要替我做這些安排，這樣好像犯人。」他皺著眉頭。     「你已經是了。」我說     我曾經對褚克桓說過，我們之間不是朋友，也不會是情人，當陌生人是最安全的選擇；然而，我卻一步步淪陷、墮落、搗毀他十年的愛情長跑。於是，我們的關係只剩最後一種定義——共犯。     身為愛情的亡命之徒，我根本不敢去想，昨晚他所說的「我會想想該怎麼做」究竟得怎麼做，而我更不敢去思索自己又該怎麼做。從意識到自己有罪、抗拒自己有罪的事實、坦然面對罪惡本身，到泯滅良知籌謀接下來還要怎麼犯案……光是這個拉扯過程，都要撕得我四分五裂了。     雖然相愛，但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我們真的能放下各自身邊的伴侶擁抱彼此嗎？就算真的放下了，背叛過彼此伴侶的我們又有長久相守的能耐嗎？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未知。     那些未知都是風險。     褚克桓是交易員，金融市場的交易最需要評估風險，而我跟褚克桓相愛的風險究竟有多大？為了確保獲利，其中的風險溢酬又該如何算？也說不定，等今早台股開盤，世界已經天翻地覆，褚克桓也忘了要「想想該怎麼做」，一切生活又回歸常軌。     台灣時間的脫歐公投就是周末，我和褚克桓相依約沒有聯繫，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我只能沉默以對，等待新的動靜。     這天，英國國會下議院網站超過一百多萬人聯署，要求再次針對是否脫離歐盟進行公投，局面宛如提完分手的小情侶發現分手成真立刻反悔的荒唐鬧劇，市場已經瘋狂與失控，縮水的資產、人民的信任，都再也回不去，一如愛情中的傷害。     就這樣熬過歌舞昇平的兩天，卻在星期日的夜晚收到高子媛的來電。     第一通我沒有接，過了幾分鐘又來了第二通、第三通……我猶豫了。收假的夜晚，在不確定褚克桓身邊是否伴著高子媛的情況下，我無法貿然聯繫。但電話依然響個不停，就像褚克桓夜不歸營的那晚一樣。     「喂？」電話打到第五通，我決定接起電話，打算見機行事。     「惟惟，方便說話嗎……？」高子媛的聲音聽起來剛哭過。     「可以。」我怕多說多錯，於是那句關切她情緒狀態的話哽咽在喉嚨，發不出來。而會不會這種異常的冷漠也成了另一種破綻？我惴惴不安地糾結著。     「我跟克桓吵架了。」高子媛的聲音脆弱得讓我一聽就能想像出她哭喪著臉的畫面。     而從那一刻起，我發現自己腦袋嗡嗡地分裂了，像壓制失敗的影片音畫不同步地運轉，窗戶映出我的倒影，我看見自己對高子媛說著「表面的聲音」，但聽進我心裡的不是那些溫柔安慰的字句，而是回蕩在腦海中自私又惡毒的潛台詞：「只是吵架嗎？所以沒有提分手啰？」     「禮拜五晚上他失聯一整晚，我問了他所有的朋友，沒人知道他去哪裡。」     「問朋友有什麼用呢？我跟褚克桓從來就不是朋友啊。」那聲音冷笑。